对于“信、达、雅”的标准，黄友义想起美籍华人张振玉教授的观点。“张振玉曾经翻译了《最美英文抒情诗》。在其自序中，他对翻译界最著名的理论‘信、达、雅’有一番精辟的解读。张振玉认为，‘信’不是单纯追求原作表面形式的信，翻译得吃透原文的精髓，译者必须准确理解原文、忠实传达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才能实现‘信’和‘达’的目的。至于‘雅’，则是有了‘信’和‘达’之后的一种艺术水平的体现。”黄友义总结为：翻译没有“信”，译文难“达”“雅”。
“我们今天翻译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以前的作品，首先有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译者身处今天的文化环境中，要认真体会和理解原著及作者在那个时代的思维习惯和社会环境。”按照黄友义的说法，如不揣摩当时的社会背景，译者就不一定能准确掌握原著的意思，甚至会觉得原著表达的内容不可思议。作为再创作者，译者既要深刻了解原著的创作时代和环境特点，也不能忽视时代的变迁和语言的变化。
黄友义邀请读者思考一下：《飞鸟集》原著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在当时的社会中属于哪一种风格、哪一个流派、哪一个阶层？其语言属于通俗还是儒雅？同样，读者也可以考虑一下：冯唐的译文是否与原著完全吻合？其译文是否真实再现了原著的风格、流派和社会阶层？译文语言是否属于当前的流行风格？
以黄友义从事翻译事业40年的经历来说，他感到在翻译界，诗歌的翻译往往争议最大。“不同的译者为同一部著作的译文风格而争论不休是十分常见的事情，这是学术上的一种常态。也许围绕《飞鸟集》的讨论对将来的诗歌翻译会有积极作用。”
翻译立法是解决之道？
“当前，翻译界面临的最大问题还远不是《飞鸟集》所引发的讨论这么简单。”黄友义强调，翻译报酬低、翻译作为再创作不被认可、翻译处于一个产业链的末端得不到应有的理解，是职业翻译们的普遍困惑。“同时，翻译市场不设门槛、缺乏质量监督和评价机制，翻译作品泥沙混杂、翻译公司竞相压价也是现实。作为再创作，翻译需要时间和空间等必备条件，但使用翻译的单位，包括一些出版单位，却不予理解和支持，也是影响翻译质量的原因。”黄友义说，人们经常批评那些“离谱”的翻译作品，并嘲笑所谓的翻译人员，殊不知绝大部分“离谱的翻译”根本就不是职业翻译所为，而是略懂一点儿外文的“二把刀”。“翻译人才职业化的培养、评价机制在我国才刚刚开始建立。一个经常依靠非职业人员从事的专业，出现争议和问题完全在情理之中。”
一些翻译界人士认为，从事翻译工作需要有制度可循。律师办案有律师法，会计算账有会计法，医生行业也有若干相关法律法规，而翻译业却完全没有专门的法律。黄友义代表翻译界呼吁翻译立法已经多年：“由于翻译工作分散在各个行业当中，我们国家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统管各行各业的翻译工作。没有统管部门，翻译立法也就寸步难行。我倒是希望，《飞鸟集》译文事件能够引起人们对翻译事业的关注，推动翻译立法，进而促进中国的整个翻译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刘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