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飞帖”可拜年，那么，由谁来接受“飞帖”呢？人们不可能总是站在门口等待。持“拜年帖”的佣仆因为任务繁多，不可能也不适宜进入别人家门。为此，有些人家就在门前的墙壁上糊上一个红纸袋，上面写有“接福”两个大字，持“拜年帖”的佣仆到此不用敲门，将“飞帖”插入“接福”的红纸袋即可离身。
当然，对于传来的帖子和前来拜年的来客，大户人家要登记造册，做到心中有数，牢记友情。因此，大户人家还专设了“门簿”，进行详细记录。譬如，来客或“飞帖”的主人，辈分或官职，以及详细居住地址，以便回拜回帖，这才真叫“礼尚往来”。
历来十分讲究吉利的古人，在新春大喜之日，更是多了一些讲究，以图接祥纳福。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是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街长寿巷；二是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金银库胡同； 三是贵无极大人，住魁星阁大学士牌楼；四是福照临老爷，住五福街幸福巷。
另外，还可以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及所盼之事，去虚拟其他人物，譬如这家有体弱多病之人，就虚拟一个健无病老爷，住踢山街托鼎巷，以图吉利讨口彩，端的是“新年接福纳吉祥，虚拟吉人进门堂；只盼来年日子火，福寿全到乐无疆”。
泛滥：“拜年帖”逐渐盛行过度包装
到了明代，投谒拜年成为普遍的交往形式，礼仪的成分多于情感的内容。
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云：“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著名文人文征明，在他的一首题为《拜年》的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由此可见，“拜年帖”当时已经被大众广为使用了。
与此相应的，就是“拜年帖”的高度形式化、华美化。宋明时期，“拜年帖”的制作越来越复杂，投递的讲究也越来越多。有的在红绫制成的帖子上，撒上赤金为字，有的用整幅织锦做帖子，上面的吉祥用语是预先织成的。
“拜年帖”泛滥的主要标志，是逐渐盛行“过度包装”：给帖子加上底壳，用不同颜色的包装区别不同的帖子。下级送给上级，用青色底壳，门生初见老师，用红绫制底壳等。
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这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和一道亮丽的景观。一个“飞”字，足可以看出街头传递片子的繁忙热闹景象，正是“你来我往急匆匆，代人送帖传友情；莫道街头风刺骨，额头早已汗珠生”。
但在清代，“拜年帖”也已经彻底变味。从文人雅士的酬酢、民间亲友的礼节，变成了官场交易的工具，乃至于皇家色彩的“规定礼数”。帖子上不但署名，还要用印，而且专门发明了一种拜匣，用来盛放“拜年帖”。拜匣的出现，让“拜年帖”跟木头扯上了关系。
拜匣除了礼仪的程式化之外，更多的是官场腐败使然。拜匣用料名贵，工艺精良，雕刻花纹、配饰金银等，内中除了一张帖子，通常还有古玩玉器、珠宝金银，乃至直接的银票。从流传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出，仅拜匣的红木材料就已经价值连城了。
三十张“拜年帖”让李鸿章惊出冷汗
李鸿章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有一项职责就是代转海外使臣给皇上的奏折，其中当然包括每年的“拜年帖”。当时给皇上的节日奏折，也叫“请安折”，是最高等级的“拜年帖”。
那个年代没有快递，因此邮件传递得走海路，慢得很。因此，派驻各国的使臣要早早把“拜年帖”寄来，临到过节再由李鸿章转呈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