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发现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夏文化探索的序幕。许宏在1999年接手主持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他，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为大众探索《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
没有盗墓小说里神秘的召唤或诅咒，也没有那些小说中主人公非凡的身手或稀奇古怪的绝招，考古工作说起来似乎枯燥而务实：除了辛苦的勘察或野外发掘的田野工作，收集、记录历史证据，便是分析证据、整理材料、公布成果、做出阐释。
野外需要调查、钻探和发掘三个步骤，洛阳铲是钻探的必备武器，正如很多专业人士所说，盗墓贼对考古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洛阳铲，许宏说：“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或没有任何高精尖的科技产品能替代它，钻探如果发现下面有文化层或者人类遗存，洛阳铲是最好的工具。”
而对于发掘现场，考古学家有他们的“潜规则”——只要能保下来，就不能竭泽而渔地一挖到底。“能够再发掘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前提，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只要文物不再遭破坏，我们都尽可能地保留它，给子孙后代留一点东西，要相信他们比我们还聪明，这是明摆着的事。历史和考古本身首先是满足人的好奇心，但科研工作也要适当压制一下好奇心。”许宏说。
伦理问题在考古学界日益重要
作为唯物主义者，大多数学者都不信风水之谈，不过据了解，在一些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之前，也会有一些考古队员做一些仪式，为了在惊动古人之前心里面求得一点安慰，当做是对祖先的慰藉。对这种做法，一直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们，当然认为属于“封建迷信”。
“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进步了，表现为要考虑到伦理问题，为了一己私利的盗墓肯定是触犯法律的，而且对现场的破坏后患无穷，要坚决惩处。如果说到考古，从国家层面或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墓葬发掘，其实也存在伦理问题。发掘现场离村落近的，墓主在村子里还有后代，就需要给人家一个说法；发掘没有名字的墓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们都是我们的祖先。社会文明进步了，这些问题也就都来了。”许宏指出，在考古学界，伦理问题已经渐渐上升为需要被讨论的话题。“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古人应该受到应该的尊重。有网友质疑说，把古人的头盖骨放到博物馆里，他们同意吗？印第安人一直以来也在抵制发掘他们祖先的墓葬。在西方，考古学的伦理问题已成为公众考古的重要议题。”然而许宏也坦言，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层面，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都比较复杂，一言难尽。
许宏的同行，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张小虎曾在《西部考古》中发表《考古学中的伦理道德——我们该如何面对沉默的祖先》，他从2009年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之后想到考古学研究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考古学家要经常面对考古发掘中出土古人类遗骸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待、处理经常遇到的古人类遗骸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对逝者的尊重也是生者应该和必须具有的一种态度。”
在张小虎看来，尊重古人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能够妥善保护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古墓葬的发掘，除非确有考古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则更多体现在科学研究之后如何妥善处理、安置古人类遗骸，使得科学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地符合伦理道德，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