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行考古研究，不但要求自己有渊博的知识，还必须懂得借助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和实物资料。正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术研究的需求，王贵忱把自己所能够得到的古董文献都非常小心地收藏起来。不能收藏的，他就把上面的图文拓成拓片，再进行研究。
王先生收藏的渠道主要有几种：一是到古玩市场和旧书店里边淘，几十年前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尚未起来，因而，市场上流通的旧文物和古籍善本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很少假货；二是与朋友交换，上世纪80年代，王老就曾经用徐悲鸿的手卷与别人换取曾国藩的书札，就当时的市场价值来说，徐的手卷比曾的书札贵，但是因为这批手札是曾国藩晚年致李瀚章、李鸿章昆仲的书信和附片，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所以王老坦然接受；三是到一些有文物出土的地方靠运气捡，王老收藏的很多老瓦片、老砖头，就是这样捡来的。
毕生所藏都捐献给国家
在文化界，王贵忱是杰出的收藏家，亦是著名的善长仁翁。
据其儿子兼学术助理王大文透露，先生毕生所藏以古钱币和古文献两大块为主，还兼有金石、书画等其它方面的珍品。
“像砚台、铜镜等其它古董，上面都有一些铭刻记载，可以拓下来进行研究，我也很喜欢，但收藏的数量很少，只有零星几件。”王先生对记者说，这辈子到底收藏了多少东西，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绝大部分都捐给了国家或者送给了治学有需要的同道中人。
王老迄今到底给公共机构捐赠过多少藏品，或许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王贵忱就把自己收藏的五册嘉靖本《周易程朱传义》捐给中山图书馆。此后，他继续不断地把自己家中所藏的各种宝贝往外捐：1980年，将明嘉靖版白绵纸刻本《韵谱》五卷、明刻《七修类稿》三十四卷残本捐给中山图书馆；1980年将蓝鼎元著作捐给汕头图书馆；1989年将袁崇焕史料捐给东莞市政府……
近十年来，王先生有两次“最慷慨”的捐赠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次在1999年，先生把耗费半生精力从全国各地收集的600多册古钱币文献资料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后来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另一次在2011年，他又把包括红印本《定庵续集己亥杂诗》、明万历刻本《古史六十卷》（苏辙撰、莫伯骥跋）在内的807册古籍文献献给了自己的“老东家”广州图书馆。除此以外，先生还将90余件张之洞的真迹和100多件罗振玉的真迹捐给了广图。为此，先生自己不止一次地对外坦言，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家底都捐了出去。
在近现代史上，把藏品捐给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并不少见。王贵忱为何如此慷慨，他自己说出来的理由极其简单：“留在身边，怕自己保管不好，”还说“留给孩子不一定是好事”。
有艺术品市场是好事
作为一名书法家，王贵忱先生的书法作品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有一大帮“粉丝”在追捧收藏。而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的艺术品市场日益火爆，其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没想到，我自己就是玩一玩的书法，后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认可。”王老对记者笑言，“以前只是记录和题跋经常要写毛笔字，现在居然成了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艺术品。”不过，他又正色道，求字的人太多，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带来困扰，毕竟自己的主业是做考古和文献学研究。
对于资本在市场频繁炒作名人字画的现象，王贵忱指出，当前艺术品能够形成一个市场是好事，使有兴趣和爱好的人有机会通过产权交换获得自己有需要的东西。不仅书画如此，在瓷器、文玩和古籍等其它方面也是一样。在旧年代，有眼光的人可以在很多地方碰运气捡到一些有用的残片、砖头，因为那个时候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并不多。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有眼光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能够捡到这些东西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有价值，所以就有了专业的市场，激发一些人把手里的好东西让给更有需要的人。
王老说，如果没有以前那些文玩商店和旧书店，他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的古籍善本和老古董，就更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文史资料和实物献给国家，供有需要的文史学者作研究。
当然，他也指出，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在创作艺术品的过程中，都应该按专业本身的价值取向，从低到高往上走，古往今来那些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千万不能沉迷于一时的经济利益，违反专业规律来办事，投机取巧必会失去艺术本身的价值。“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今天能够在一些方面学有所成，也是因为一直坚持着这份原则，在一些关键时刻，宁愿降低生活标准，也要做好自己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