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书画组组长会指着《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里一个人物说：“你看，这个人像赵本山！”每次修复完，他还会拿起吉他唱两首。
在修复师中，修复钟表步入中年的王津成了不少网友心目中的男神。在王津看来，修复钟表是一件修身养性的活，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而他吸引观众的也正是这份淡定和坦然。有网友这样描述自己看片时的不淡定：“被师傅致命的气质震慑，比如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随口说出‘我去寿康宫一趟’；比如老师傅面对一个嘚瑟收藏家亮出的嘲讽脸，真是看了就想给师傅点赞。”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有一幕，王津讲到修表的耐心，微微一笑，“干这一行就要坐得住，做我们这一行，必须安静，再宁静。”
据了解，1977年，16岁的王津来到故宫工作。故宫文物修复厂的老厂长带着他到故宫四处参观，转到钟表室时，屋内只有钟表大师马玉良在，马师傅看到这么一个小孩也很喜欢，就问他喜欢什么，结果他回答喜欢拆自行车链条，就这样，王津被分到了马玉良的钟表室。
“清朝几任皇帝都喜欢钟表，外国传教士看到皇帝的爱好，投其所好，就把当时最好的钟表献给皇帝。”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徐文璘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王津的师傅马玉良，培养了秦世明、王津和齐钢三位弟子，三人算是第三代传人。2005年，王津收下了大学刚毕业的亓昊楠，亓昊楠则是第四代传人。
对于自己的走红，王津显得很淡然，导演叶君对师傅们的淡定，最有发言权：“其实他们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一直是温文尔雅淡定处之，红与不红都不会有太大波动。”
展望传统纪录片也接地气
当一位文物修复师，在周一闭馆时间习惯性地在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广场上骑自行车，旁白告诉我们，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末代皇帝溥仪。
这些原本一辈子也不会为公众所熟悉的修复师，他们的日常形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正是《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的地方：接地气儿。
导演萧寒告诉记者：“我们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和这些师傅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上班我们上班，他们下班我们也下班，一起去吃饭，晚上去树林里割漆，他们出差我们也跟着去……到最后我们团队已经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了，很要好，到现在还经常约出来玩、去吃饭。”
对于纪录片的演绎和变迁，业内人士认为以往纪录片往往受众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而越来越接地气的设计，让精良的纪录片有了更广阔的市场。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没有板起面孔说话，没有像说明书一样介绍与修复相关的专业知识，它是生活化的，并因此显得年轻化。
这部节奏轻快、视角平易近人的纪录片，让原本巍峨的禁宫成了自家后院儿。叶君说：“我们团队就是80后、90后。当时设定的主题就叫物(件)事(件)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藏品、工艺、鲜活的人物和情感情怀。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也用着手机坐着地铁。希望这部片子是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