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妇好生前能征善战，“事业”相当成功，但她作为武丁的六十多位妻子之一，家庭角色履行得如何？王蕴智通过卜辞发现，妇好至少给武丁生了四个孩子，并且是两女两男，“因为卜辞中有四次不同时间的分娩记录，妇好生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一年后所生第二个还是女孩，武丁占断为不吉，不高兴，以后的两个都是男孩，武丁称嘉”。
再比如，甲骨文中，有关武丁的卜辞占了一半左右，他的头疼脑热事无巨细都有记录，也让我们真实地认识了这个3000多年前活生生的人。他贵为说一不二的商王，也是个纠结的人，在某段时间内接连占卜要不要娶这个或那个女人；他虽然文韬武略，也打过败仗，一块甲骨记载，西北的土方打死了他75个人，他念念不忘，还把这块甲骨涂上红色，提醒自己报仇。
这些有意思的细节就隐藏在数不清的甲骨当中。不同于其他考古项目对科技的充分借力，甲骨文的考释必须依靠研究者长时间的案头工作，因此，也需要更多人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地参与甲骨文研究。
“学者们释读了比较好认的一两千字之后，剩下的这些远古地名人名族名较难解决，研究难免更加冷寂，想有突破，也格外需要补充具有文献功力的后续人才。”郭旭东告诉记者。
而对当今甲骨文研究来说，大数据的建立也是刻不容缓。目前，凝聚几代甲骨学者心血的《甲骨文合集》《甲骨文献集成》等多卷本著作已经出版，不少学者正致力于将所有甲骨文的图片、考释情况电子化、网络化。大数据不仅可以极大地方便学者研究，更可以对公众开放，满足文史爱好者和书法爱好者等的需求，传承中国文化，而这也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投入。
“我们还需要至少10年来完成难点文字的释读，再用20年来做甲骨排谱和商代大事记研究，30年后，我们或许可以完成殷商史、商代文字学、商代书法学、商代方国地理学。现阶段，我们也需要穷尽各种甲骨文原始资料，整理好所有的字、故事，让公众来直接感受到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魅力。”王蕴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