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觉得，这是他和父亲最近的距离，“冥冥中，我又陪伴了他一个多月。”
根据7师政委戴金川的回忆，起初康致中等人被安葬在老秃山战场附近，那里依山傍水，有条小河叫艾川。装殓康致中的是一只大炮的炮弹箱。1954年，康致中等人被集中迁葬在152号坟墓，康致中为1号墓。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成立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陆续修建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分别位于桧仓、云山、价川、长津湖、开城、上甘岭、金城、新安州。
由于作战地域广，战线长，战场情况复杂，桧仓等8处陵园并没有收葬全部志愿军烈士。很多烈士分散葬在朝鲜各地，还有的则葬在韩国境内。
未能收葬部分就包括152号墓地。停战时，那里是军事缓冲区，如今成为罕有人至的军事禁区。而像152号墓地一样迷失在三八线上的墓地，并不止一处。
“康孙支队”的后代
康明一直有个念想：去三八线上，找到152号墓地。
康明辗转获得一张152号墓地的照片。照片备注，152号墓地又叫“江原道铁原郡上马山里青云洞老秃山志愿军烈士陵园”。这是父亲的战友们1958年离朝归国前，到墓地告别时所拍。墓园有栅栏，园中修了一座六角亭，亭内有纪念碑，上刻“永垂不朽”。亭后第一排有五座墓，依次属于康致中、政委孙泽东等人。
看过照片，康明萌生一种使命感：“我想我父亲是1号，那么我得去找2号3号的孩子，大家一起去把父亲们的遗骨接回来。”
1970年代，康明打听到政委孙泽东的儿子孙群凯在北京化工机械厂，去厂里找他。站门口等了许久，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小伙走到跟前问：“你是‘康孙支队’康的儿子吗？”
这是康明第一次听说“康孙支队”，但他立即明白过来，康孙支队是19团的代号。他反问：“你是孙政委的孩子？”四目相对，两人紧紧拥抱。
孙群凯的成长经历很坎坷。母亲将他交给爷爷抚养，爷爷窘迫，他一度流落街头，靠父亲的老战友偶尔接济，艰难长大。康明找到他时，他快结婚了，蜗居在胡同里，家里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和两张柜子。康明留给他20块钱，当作贺礼。
在那个年代，20块钱是康明半个月的工资。康明对孙群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像是找到了兄弟。
康明的母亲也改嫁过，但他在相对和睦的环境中长大。对父亲的思念，从童年贯穿到晚年。
他的曾用名是康毅军，这是父亲以“第1军”谐音取的名。年轻时，他用的手表、地图筒、哨子等，都是父亲的遗物。他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军人，在戈壁滩上当过5年坦克兵。退伍回乡，一直在西安工作，最后在微电机研究所退休。老来别无挂念，“既不想吃得多好，也不想买车买房”，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把父亲接回来，让他落叶归根。
2010年，康明的母亲去世，留下遗言：“把骨灰撒了”。他曾想过，把母亲骨灰撒在山东荣成的黄河入海口，那里离父亲最近。但又想，也许有一天，他能接回父亲，将父母合葬一处。因此，母亲的骨灰一直未撒。
根据康明掌握的情况，除了炸死在坑道中的志愿军，152墓地还葬有7师其他烈士。包括8团1营副营长张八和7师后勤部长杜耀亭。张八是著名战斗英雄和爆破英雄，中流弹身亡。杜耀亭则是在“7·27”停战前一天的下午，被敌军倾泻的炸弹炸死，最后装入棺材的是一堆碎肉。
葬在152号墓地的团级干部有11人。康明和其他9家的孩子保持联系，“只有一个人没找到家属。实习副团长王德勇，陕西商洛人。”这些后代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则是农民，康明说，他们都想找回自己父亲的遗骸，但多数人有心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