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一共有五部，从仙台的鲁迅一直写到上海的鲁迅，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一百多个出场人物。这部戏50年代到70年代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学巡演，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彻底地把鲁迅常人化，在日常性之中理解鲁迅的本质，甚至虚构了鲁迅与秋瑾的恋情。
三是著名剧作家井上厦的剧本《上海月亮》，发表于1991年。这是一部颠覆性的喜剧，以1934年八九月间鲁迅的避难生活为基本情节，讲述日本医生为鲁迅治病的故事。井上厦有强烈的与鲁迅对话的自觉性，把鲁迅作为镜子照自己，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鲁迅的价值观构成一种“反”的关系。但他的“反”鲁迅并不是否定鲁迅，而是通过对话为鲁迅的观念提供“另一极”，使鲁迅变得更丰富。
青阅读：与日本相比，中国以鲁迅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好像不多。我们的障碍在哪里？
董炳月：是的。我想，最大的障碍就是“鲁迅太大”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大学者。面对这么一个“大鲁迅”，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好处理。其次，如果拿鲁迅来写小说、剧本，作者自身如果没有相当的学识、修养和表现技巧，就很难写好。一般人把握鲁迅比较难，很难站在平等的位置来处理鲁迅，容易陷入被动。相比之下，日本作家就容易获得主动性，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李静的剧作《大先生》可以说相当成功。我看过剧本，没看演出。面对鲁迅，李静的主动性很强。
日本战后的四代鲁迅研究者
青阅读：请介绍一下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者。他们在日本学界是不是比较边缘？
董炳月：战后至今，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内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长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后，还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这或许意味着日本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这里主要是就东京地区说的，日本关西地区同样有不少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像北冈正子、山田敬三，也属于第二代吧。
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基本属于左翼，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则是亲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战前是脱亚入欧，战后在美军占领下搞民主化，依然“欧美志向”。这种大环境中，中国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大学的中文专业师生自称“少数民族”，有点自嘲的味道。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地位上升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学中文、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数民族”的阵营也壮大了。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治学思路有什么特点？在战后日本社会影响如何？
董炳月：一是重资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的，还是研究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的偏重资料，有的偏重理论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冈正子。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1907年在东京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的材料来源，考察了几十年，写了一本大书，在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响。
二是研究对象专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学视角引入鲁迅研究，写了《人与鬼的纠葛》；长堀祐造许多年专心研究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出版了《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质量很高。
三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竹内好，他通过研究鲁迅来重新认识什么是东亚的“现代”，认为中国的现代比日本的现代更有主体性。丸山升则注重鲁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位的鲁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将鲁迅纳入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鲁研界有“竹内鲁迅”和“丸山鲁迅”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