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注重鲁迅和日本的关系。《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鲁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关系。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思想》也是如此。鲁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关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过《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鲁迅与日本文学》，连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都研究到了。
总体上看，战后四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大趋势是逐渐学院化，思想因素在减少。这与70年代之后泡沫经济的发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关。鲁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响很大，那是安保斗争的时代，竹内好成为思想领袖。90年代之后，鲁迅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日本第四代研究鲁迅的学者尚未出现竹内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种类型的，原因当在于此。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是否也有很大影响？
董炳月：90年代以来，可以说竹内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成为话题了。不过，对竹内好的误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编译出版了，但解说并不充分。竹内好对于“近代”、“超克”以及“鲁迅”，都有个人化的解释，而且这些概念和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我最近在翻译一本日文书《何谓“近代的超克”》，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理解竹内好。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绍竹内好。
除了“竹内鲁迅”，丸山升对鲁迅革命思想的阐释，伊藤虎丸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北冈正子发掘的史料，都对中国鲁迅研究界发生了影响。
鲁迅的日本观今天依然有效
青阅读：日本非常重视鲁迅，那么反过来，您认为鲁迅是怎样看待日本的？
董炳月：鲁迅对日本有深入的了解，谈及日本涉及的都是要害问题。现在，美国搞“亚太再平衡”，中日关系陷入低谷，这种情况下如何与日本这个国家相处，如何应对日本的挑战，我认为鲁迅的日本观依然有效。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鲁迅从未相信过“东亚”，没有对“东亚”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对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俄运动，中国舆论界也普遍地亲日抑俄，但鲁迅不相信日本。据沈瓞民回忆，鲁迅当时就指出，“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办《俄事警闻》的蔡元培等人建议，“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对国际时事要认真研究。”现在，“东亚共同体”是知识界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但讨论必须以对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地缘政治存在于一切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第二，1936年，鲁迅在与日本人圆谷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我们现在谈“中日友好”，应当记住鲁迅这些话。无对等即无真正的“友好”，壮大自己最重要。
第三，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我认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这种回忆符合鲁迅的逻辑，是可靠的。鲁迅厌恶中国人的“马马虎虎”、“瞒和骗”，斥责“做戏的虚无党”，而这正与日本人的“认真”相反，这是两国国民性最大的差异。按照我的理解，“认真”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道德，与每一个国民、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关系。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与日本国民的“认真”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也能有那种“认真”的态度或道德，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完善许多。当然，这涉及到背后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我想，鲁迅的认真、真实、坚韧之中，有日本人国民性中积极因素的影响。
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
摄影/董炳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