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艺评：中国戏剧的讽刺功能不如从前，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黄纪苏：这就涉及上面说的“容纳力”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年初，戏剧在各种艺术门类里比较“老少边穷”，那时候北京每个晚上也就两三个剧场演话剧，这个剧场的演员导演是那个剧场的观众。荒凉成那样，自然容易产生一些思想性的作品，就像当年大别山、陕甘宁边区一样。
在甭管东风西风，过了三级都是“歪风”的环境里，一味指责艺术家下三路、不争气并不公正。艺术家也有良知，也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但艺术家也是人，不能就这样终老啊，风云不行那就风月吧。
北青艺评：在这种情形下艺术家能做些什么呢？
黄纪苏：艺术家还是不甘心，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进行社会批判。今年头些时在天津上演的波兰戏剧《阿波隆尼亚》，是一出典型的反思作品，很能引起中国人的联想，所以不少知识分子文化人很激动，将抱来的孩子当亲生的看。虽然他们很多人对这个戏的见解我并不大同意甚至反对，但至少这是能引发思想性、批判性解读的作品，而思想、批判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作品都应该具有的基本功能之一。
之前我看女导演杨婷搞的一部外国讽刺剧，看着就像在说中国，她也从不认为拍戏中国和外国有什么区别。最近看尹韬导演的古装戏《命中注定》，也让人产生大量现实联想。艺术家对于中国现实的关注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地创造机会。
谈到外国作品拿到中国(或古代作品拿到当代)，出品人、艺术总监、导演们还需要下些工夫，找到它们跟当今中国的各种联系。21世纪初《萨勒姆的女巫》搬上中国舞台，制作精良、水平很高，但总感觉要是改革开放之初上演会更有意义。联系当然不一而足，是多方面的，也许只是为了单纯的教学，也许只是想引进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无论是什么，想清楚很重要。
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时候，孟京辉希望语言“上口”，但我觉得这不光是语言的事。原剧是一出特别意大利情景的喜剧，说了50年前很多特别具体的事情，今天的意大利观众未必能马上反应过来，别说万里之外的中国观众了。所以这个剧本先不说要“中国化”，但至少要去“意大利化”。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个剧本改编不能乱改，至少要保留三样：一是作者的社会政治立场，二是喜剧精神，三是基本的叙事框架及风格。
今天戏剧的“经济”环境要远远好于过去，艺术家应该以更加节俭的精神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想明白引进什么，为什么引进，然后进行再创作，找到合适的观众等等。不要因为现在资源多、观众多，有点感觉就上马。
北青艺评：鲍勃·迪伦获奖和达里奥·福去世的消息在同一天宣布，而达里奥·福在将近20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和这次一样产生令人意外甚至“不知所措”的效果。您怎么看这两位“跨界”艺术家的获奖？
黄纪苏：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的基本上还是纯文学作品。达里奥·福和鲍勃·迪伦的获奖有相近之处，这次获奖的鲍勃·迪伦一只脚在音乐里，达里奥·福则一只脚在舞台上——他是很有天分的演员。
戏剧有文学的部分，但又不同于纯文本创作，表演在一定长宽高的空间里上演，沿着时间行进一两个小时，就像一辆汽车走在夜路上。但在艺术原理上，文学、音乐、绘画、戏剧没有本质区别，最基本的元素如节奏、结构、叙事、抒情等等，都是相同的。有不少文艺的分类说难听点儿就是一些人在那里占山为王。一说“诗歌”就是那些新体现代诗，凭什么？难道有些优美的歌词就不是吗？占山为王的另一面就是画地为牢，限制了丰盛有力的表达，扭曲了艺术资源的合理分配。人类的艺术就是一次次炸开围墙的历史。
诺贝尔文学奖也看到了“文学”的局限性，适当地向音乐文学、戏剧文学开放，是一种比较实事求是且不失平和的做法。不拘泥纯文学领域我想也对得起诺贝尔本人意愿。
另外网上流传的所谓鲍勃·迪伦拒绝诺奖，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讲的批判者成获奖者的话题。
文/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