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的故事》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叫郭庆春的城市苦孩子，少小学戏，倒仓没倒过来(我不懂倒仓，瞎猜就是发育期换嗓子吧)，只能去做沿街挑担子的小商贩。他的“初恋”也弃他而去。国家解放了，换了人间。郭庆春从街头巷尾被收编到文艺界，并且被一位“老革命”杨科长相中，结婚有了女儿。郭庆春后来愈加风光，成为戏曲舞台和电影的知名导演，在地球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飞来飞去。再后来，他招收学员，一个报考的女孩子似曾相识，原来这个女孩子就是他“初恋”的女儿。
结合这封给涂光群的书信，我们不难明白作者的顾虑所在。他的写作是有真实原型“模特儿”的。他担心这个作品会伤害到熟人。我相信，汪先生在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一直都有顾虑，一直都在竭力删减。他的顾虑和删减，就如同一个被主人刁难的园丁面对一株花卉，最后，花朵被剪掉了，叶片也被剪掉了，唯留下枝干，所幸这枝干还算风骨可嘉。设想，郭庆春第一次见杨科长，“发现她是个女人”，这一笔若还保留，这个作品必然生出眼睛，这个作品就活了。此外，还会具有生动的社会学意义。从战争中进城的将军们无论新婚再婚，对象总是城市里的知性气质美人儿。从战场上转业到城市里工作的女性，她们的目光往往渴求着那些帅哥“小鲜肉”。郭庆春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大约就是那个最初年代第一批“小鲜肉”。现在，作者不在了，想必那“模特儿”导演夫妇也不在了。汪先生当年因顾虑删去的文字内容若能修补回去，这个作品真可称道，相信也会使读者印象深刻。
另一个话题。因种种体制制约，城镇人口的流动比较凝固，一个人的职业环境也比较凝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创造动人作品的最大难题和障碍。所以，中国作家写小说，你不能不“虚构”，也即从外国其他作品文本甚至影视剧中借鉴“抄袭”。你一点都不能真实，否则你将面临各样的尴尬和麻烦。可是，我们的虚构又是如此的虚弱。
再一个话题。我父亲在重庆渣滓洞国民党监狱蹲过两年，从1947年到1949年。后来于国军撤退大屠杀前夜被民主同盟的张澜点名营救出狱。他晚年撰写渣滓洞回忆，参照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样子。可是没写到一半，国共双方的隔海炮击结束了。他的“革命化”写作告一段落。后来又续上写作，还没热身，海峡两岸通航了。他又停下想找个新的角度再写。他真的续上了。结果刚要高潮，国共又握手亲切见面了。他彻底放弃。写作的真实，好似受到天气阴晴不定的干扰。真那个！
文学写作，在一个特定环境里，最大困境就是追求真实的勇气。其实，勇气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勇气也会伤害别人。我要说，要说，一个文学写作者，如果环境允许，一定要流动起来，不要一生拘泥于一个小环境，拘泥于一个小圈子，拘泥于一两种职业，拘泥于一块情感土地，两个晚上拘泥于一张床铺。总之，年纪轻轻的人更不要以文学写作为职业，况且文学市场也养活不了你，况且你的所谓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虚构。
夜深了。我又拿起汪先生的这个信。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对编辑的劳苦表达出同情尊敬。我在纸面上果然找见他汗滴的浸染。数了数，大大小小的汗渍，有七滴。
2016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