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欣乾
本报8月11日文史版曾刊发《老北京“五镇”之东镇——神木厂在东直门外还是广渠门外》一文，就景山公园在绮望楼举办的《景山历史文化展》中将“东镇”神木厂写成在“东直门外”提出质疑，并以详实的史籍资料论证了老北京“五镇”中的“东镇”应为广渠门。此外，还指出了在寿皇殿的介绍中将东侧牌楼上乾隆皇帝御题的“绍闻祗遹”中的“祗”字写错了等。景山公园知错即改，展板上这两处文字现在都已做了更正。但令人遗憾的是，展览中仍然存在一些疏漏，比如，在介绍北京城肇始的展板上，将“曰”字错写成“约”：“北京古城肇兴于周之初。‘其名约蓟’……”此外，在介绍寿皇殿的文字下面也有一处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清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以天花甍于养心殿，后遗体火化移棺于景山寿皇殿。”从这句话来看，顺治皇帝似乎是火化完才移棺于景山寿皇殿的，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其名约蓟”还是“其名曰蓟”？
“曰”的本义为“说” “约” 的本义为缠束
正在景山公园绮望楼举办的《景山历史文化展》，通过大量的文物资料、历史图片、3D影像等，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景山地处老北京中轴线的独特地位及其历史变迁。前言后面的第一块展板即介绍了《公元前1045年 北京建城》，但下面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北京古城肇兴于周之初。‘其名约蓟’……”显然，这里的“约”本该是“曰”字，“其名约蓟”应为“其名曰蓟”。
“约”和“曰”能“通假”吗？先看“曰”，“曰”字是一个指事字，在甲骨文中，其形象很像是一个倒置的木铎。木铎是起源于夏商、以木为舌的一种青铜大铃，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常用木铎巡行振鸣以引起众人注意。“曰”字的“口”像是铎身，上面的小横像是铎舌。木铎倒置，表示振铎者将发语以告人。故“曰”字的本义为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曰”字是在“口”的上边加一短横作为指事符号，表示嘴巴的动作，造字本义是开口说话。东汉许慎的《说文·曰部》称：“曰，词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词者，意内而言外也。有是意而有是言。亦谓之‘曰’，亦谓之‘云’，‘云’、‘曰’双声也。”再看“约”，“约”字是一个形声字，从“糸”，“勺”声。“糸”的本义是细丝，或丝绳，可用于捆绑；“勺”是容量极小、空间有限的容器。“约”为用绳索捆绑使物体处于有限范围内。《说文·糸部》：“约，缠束也。”“束”是将散开之物捆绑在一起，“约”即为束缚、捆缚，所以，“约”的本义就是制约、约束。由此可见，“约”字完全没有“说”的含义，“曰”和“约”二字不能通用。
那么，蓟城是怎么来的呢？早在几千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城”，“蓟”和“燕”是北京地区两个自然生长的邦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商灭纣”，建立了周王朝。为加强对中国北方的统治，分封了先圣王(一说黄帝，一说尧帝)的后裔于蓟。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礼记·乐记》也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据说，“蓟”的得名源于蓟丘，而“蓟丘”的得名又是源于这里最早生长着一种叫“蓟”的植物。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中，“蓟”属于菊科，有“大蓟”和“小蓟”之分。小蓟是人们通常说的“刺儿菜”，大蓟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茎高可达一米以上，茎有刺，叶子羽状，花紫色，可入药。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漯水注》中记载：“……昔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有关专家考证，蓟丘在今北京广安门附近，现在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蓟城的遗址。到了周成王时，又封王室贵族召公于北燕。“北燕”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春秋时期“蓟微燕盛”，“蓟”被“燕”所灭。因“蓟”城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是中原与塞上往来的交通枢纽，“燕”遂将国都都城也迁到了“蓟”。“蓟城”作为北京城的源头，正如绮望楼《景山历史文化展》所说的“北京古城肇兴于周之初。‘其名曰蓟，其时为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