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菲君说，每当初学漫画的青年问外公画漫画有什么秘诀时，外公总是告诉他们没有诀窍，没有捷径，办法就是“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这就是他的经验。
丰子恺喜欢听取批评的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偷听”。那是在嘉兴，丰子恺带着宋菲君的母亲，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去烟雨楼玩，邻座几位游客忽然提到丰子恺的名字，丰子恺示意女儿不要作声，自己却急忙坐到茶客的背后去，偷听他们的议论。其中有人说：“丰子恺画的人真怪，有的没有五官，有的只有两条横线，这难道算是时髦吗？”丰子恺受日本画家梦久竹二的影响，这种画法叫做“有意无笔”，或者“意到笔不到”，以求更加含蓄耐人寻味，留给人遐想的余地。但丰子恺还是吸收了那位茶客的意见，从此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更多的功夫，注意通过生动的姿态来表达没有五官的面部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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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艺术的逃难”
生逢乱世，命运多艰，丰子恺亲自设计的故乡居所“缘缘堂”在1938年毁于日军的炮火，一家人也踏上了逃难的道路。然而，艺术家的逃难，也是一路故事，孩子们多年后回想起来，苦辣酸甜，个中滋味难以言表。
“据母亲说，当时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浙江大学学生、教师扶老携幼，向贵州逃去。他们一家人也加入了逃难的大军，可是外公居然连路上的盘缠钱都没有，艺术家不善理财，家中竟无积蓄，最后是孩子们拿出自己每年一元的压岁钱，凑在一起勉强上路。”不过丰子恺也有自己的办法，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地开一个画展，可以筹集到一些路费接着走。
逃难路上，丰子恺为了一家人也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艺术原则的事情，比如，用画换取搭车，令他痛苦不已。
丰子恺一家人逃到广西河池时，车子不来，被困在当地，大家十分着急，却无计可施，只能呆在旅馆里。正巧有一位赵先生偶然看到丰子恺为旅馆老板题写的一副祝寿对联，知道这里住着大名鼎鼎的画家，便主动上楼攀谈。
赵先生握住丰子恺的手，连称“久仰”，“难得”。原来，他是此地加油站的站长，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认出是丰子恺笔迹，而墨迹未干，料想一定住在旅馆里，便来访问。听到丰子恺的难处，赵先生慷慨地说：“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油的车子开都匀，如今我让先生先走，途中只说是我眷属是了。”
这天晚上，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要丰子恺作画。丰子恺事后感叹：“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力执行了。”
用画作换来珍贵的搭车机会，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到达目的地都匀，老姐及年长的儿女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离散十六天后，在安全地带团聚。当晚丰子恺饮茅台大醉。
次日一早，丰子恺见到比他早到的浙大同事张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 ？”从此，丰子恺“艺术的逃难”就成了亲友口中的一个典故。
抗战期间，丰子恺画了很多描写战争苦难的漫画，种种惨状令人不忍目睹，他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期盼着胜利的这一天。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丰子恺激动不已，特意做了漫画《胜利之夜》，描绘了一家人欢乐的情景，喝下了久藏的两瓶茅台。就寝之后，他思如潮涌，在随笔中写道：“想起了八年前被毁的缘缘堂，想起了八年来生离死别的亲友，想起了一群汉奸的下场，想起了惨败的日本的命运，想起了奇迹地胜利的中国的前途……无端的悲从中来，所谓‘胜利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