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之下，文人也有这样的尚武情怀。
且不论以边塞诗著称的岑参、高适两位诗人，就是李白、杜甫这样未曾亲临边疆杀敌的文人也不乏尚武题材的诗作。其中，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也属于此类型。
文人如此，而如果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唐代的武人，甚至都要有一种“嗜杀”的感觉了。
《资治通鉴》中载，唐开国硕勋李勣常自诩“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与盛唐的李白、杜甫等诗人相比，李勣可以说是“杀人如麻”了。其中“逢人则杀”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不过这点正和李白类似，李勣也是毫无顾忌地炫耀自己“杀人”的经历。这都与当时的尚武风气关系密切。
除了当时社会整体风气，当然也有李白自身的原因。“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在这首《少年行》中，李白的狂放性格随着其诗文跃然纸上。
而《白马篇》中的“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更可看出李白立功边疆的英雄意识。
唐代整体的尚武风气，加之李白本人也愿意借此展示他的反叛精神和自由的个性，便成就了诗文中那个“尚武”、“好杀”的侠客形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