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审判席上（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党史纵览》
1976年10月6日，随着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中国大地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对造成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进行审判的呼声越来越高。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就是这一次被推上审判台的。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
对张春桥的罪行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他参与谋划上海武装叛乱。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是关系到“四人帮”能否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因为当时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瞩目，指控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可特别法庭在对张春桥审判时，遇到了难题。
张春桥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歪向一边，不看任何人，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与“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于是就来了一个冷水泡猪——死不来气，看你们法庭能把我怎么样。
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王战平、曹理周和我担任主审审判员。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与态度顽固的张春桥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眼里闪现出惊异之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用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庭审一共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张春桥不语。
作为法官，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去。
我宣读了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8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1976年11月15日的证词：“徐景贤9月21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么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