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成“罪魁祸首”，张春桥的心中自然是不舒服，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怒气和不满。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对于他们谈到的问题，从不表示一点态度。对于法官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不予回答。
我作为一名此案的主审法官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方式感到十分气愤。这正表明他反革命的罪恶之心不死，表明他对抗人民、对抗正义、对抗真理、对抗历史潮流的罪恶灵魂，他还想以此方式对人民的正义审判作最后一搏。
惊心动魄的叛乱内幕
我们必须用事实让张春桥低头认罪。
徐景贤退庭之后，施尚英被传到庭作证。
施尚英向法庭陈述了上海武装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订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汇报了我们拟订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万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做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日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订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我们）从9日18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从9日到12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10月12日晚上8点钟，冯国柱等4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10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然而，更加露骨的效忠“四人帮”的行动方案还在后面。
施尚英接着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3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3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