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也是六七岁左右，身为陕西省军区政委的蔡长元带着蔡小心出门遛弯，回到省军区大院外才发现忘带证件，新来的站岗卫兵不认识他们，把父子俩拦在门外。“父亲当时什么都没说，就笑了笑，带着我蹲在对面马路牙子上，等他的秘书回来领我们进去。”
“荣誉即吾命”——蔡小心在纸上，认认真真写下这5个字，推到面前给我看。
“我看到了一座丰碑”
“我想，这就是‘红色后代很少腐败的原因，‘家境’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家风’。”蔡小心说，“我们老哥老姐们，也是吃很多苦过来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蔡小心在微博上的形象至少是言行激越和能量充沛的。仅仅通过网络，你完全不会想到他从小就带有“残疾”，差点永远失去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
采访那天，我们约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茶馆，他提前到了，热情招呼，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浓浓的异国口音，即便百分百专注，你也很难完全听明白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的声带有问题，你听不明白就问我，我写给你看。”他用最慢的语速，一字一顿说，然后指指耳朵，给我们看戴着的助听器。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革命家庭都熟悉的叙事模式：“1966年，我父亲奉周恩来之命负责守护北京南大门，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可是因为得罪了江青，1967年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如果不是周总理保他，就没有我了。”
1969年，周恩来眼见北京的运动愈演愈烈，便将蔡家举家安排到四川绵阳红军院，希望通过远离“是非地”而进一步保住他们。因而，直到1976年蔡小心出生，蔡长元一家仍然承受着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
不幸在蔡小心两岁半时发生。那时蔡长元还未平反，孩子高烧不退，母亲带着他去医院看病，医生一看这是出身成分有问题——不能给他开“好药”。本来两支青霉素就能治好的病，就是不开药，母亲只好抱着他到村里，打了链霉素（一种不适用于幼儿的抗生素），小命是保住了，可是耳朵和声带却受到了严重损坏。
自幼失聪，对孩子语言能力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助听器，听不到声音，意味着学不会说话，只能成为一名使用手语的聋哑人。
“幸好我有一个很开明又很爱我的妈妈，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就喝了农药了。”蔡小心说，他说“妈妈”这个词的时候语调非常温柔，眼睛有点湿润。他记得，那时为了想办法教他学说话，“妈妈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她综合发明了一套“镜子法”——在自己旁边放一面镜子，很慢很慢地发音，蔡小心听不到，就看着妈妈的嘴形学，对面的镜子可以让他知道学得是否标准——就是用这种方法，学一句话需要重复无数遍。
即便如此，要发出去准确的语音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戴上了助听器也纠正不过来。与记者交流时，他不时放慢语速，把关键词一再地重复，看到记者眼神依旧迷惑，他就拿起笔，在纸上写。
“我不会手语，”蔡小心说，“别人觉得我是残疾人，对我有同情，我不觉得。妈妈从没有把我当残疾人来养，我们的家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在外面，经常有人问他是不是东南亚人，为免啰嗦，他就说“是”：你是菲律宾人？是。你是印尼人？是。你是泰国人？是。
如果不是32岁那天姐姐带来那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蔡小心也许根本不像今天这么“愤怒”。以前的他不怎么关心政治，语言沟通的障碍造就了他的另一种表达天赋——绘画。因为画画得好，他16岁就被军艺学院特招进国画大专班，后升美术系本科，班主任是著名国画家刘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