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环境有时就是爱开善良人的玩笑。综观曹禺一生的戏剧创作，一个事实我们也毋庸讳言：那就是在当年能写出《雷雨》《日出》《原野》的他，在1949年之后所写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新戏，却是一部不如一部。即以《王昭君》为例，当上世纪70年代末创作完成并被搬上戏剧舞台时，虽然国内反响强烈，好评一片，但那更多的是人们对老作家、老艺术家们在历经多年磨难后重出“江湖”的一种心理补偿与情感接受，其实与作品本身关系不大。对于这部戏，写作是否“有感觉”，人物是否“熟透了”，主题是否“晚形成”，曹禺没讲，或许也没法讲。否则自1978年完成《王昭君》后，心中总想再写几部“大戏”的他，为何至1996年故去的18年间，再也没有一部剧作推出；1949年以前的16年写出七部大戏，1949年之后的47年为何只写了三个剧本。其实回答这些并不困难，他在1935年写的《日出》中已给出了答案：“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给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曹禺不是陈白露，但曹禺的写作辉煌只能出现在他最熟悉“有感觉”的陈白露年代。这与曹禺本人的艺术功力无关。
记得那天采访结束，曹老欣然命笔，为小报题词：“为祖国四化建设，多出书，介绍好书，做好出版发行工作。天津书讯报创刊三周年 曹禺 一九八五、十、十三 北京”。此题词刊登在1985年10月30日《天津书讯》报眼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