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挫的惨痛教训警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长征途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斗争道路，并最终取得胜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道理。周恩来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他为长征精神灌溉的重要养分。
周恩来在长征中体现出的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精神，成为长征精神重要的思想源泉
长征之前，毛泽东已经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只出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一职。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没有向毛泽东透露这一消息。由于博古、李德不准备让毛泽东参加长征，1934年9月，将毛泽东安排到于都去调查研究。是周恩来和朱德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毛泽东去留问题上据理力争。周恩来强调毛泽东在红军与政府的地位与影响，从维护党的利益全局出发，坚持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当时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回忆中说:“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在长征中，为实现长征胜利的大局，周恩来始终坚持与毛泽东合作，同时注意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报告起初只强调客观原因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作用，仍未承认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张闻天作了“反报告”后，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为了打破会议的僵局，在第三天的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他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顾全大局、力求团结、相忍为党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与赞同。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并逐步成为红军军事行动的指挥者，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始终坚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周恩来“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高度珍惜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是他在长征中身体力行的信条，也成为长征精神重要的思想源泉。
从斯诺这个外国人的视角中，也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培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贡献
1934年10月10日，周恩来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出发开始长征时，他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只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周恩来在长征中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全身心地投入到长征的战略转移工作中去。
10月21日，红军接连突破敌军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山区小道，行进速度缓慢，又有国民党军队前后堵截，情况十分危险。周恩来迅速命令红一师率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要求他们抢占白石渡，掩护全军突围，向湘西前进。周恩来还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嘱咐“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11月8日，周恩来赶到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师三团，亲自看望部队战士并部署指挥行动。后来，时任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肖峰回忆道：“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青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在空前激烈的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部队抢险渡江，终于跳出敌人的重围。
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白天，他要和部队一起行军。一到驻地，他又继续处理繁琐的事务。他常常整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儿，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后来，他终于积劳成疾，幸得苍天眷顾，方才化险为夷。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赞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英勇的红军具有“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斯诺看到的这种精神，正是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从这个外国人的视角中，也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培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贡献。
（作者单位：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中央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