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学问与人格被同时代人钦佩，又受到后人仰慕，而且几乎没什么反对声音的，近代学人中，应该只有陈寅恪了。
陈寅恪打小是个“读书狂”，用他自己的话说，“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要说他们那一代学人，国学根基几乎都不错，不少人都能背诵“四书”，但陈寅恪却能背诵大部分《十三经》，这就令人膜拜了。晚年目盲之后，陈寅恪仍能写书授课，靠的就是这份儿“童子功”。
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对于搞文艺的人来说，这话一点儿不错，但放在史学家身上，就不一定对了，二十郎当岁就成史学家的天才，似乎还没有诞生。陈寅恪在他交游的文人圈子里出名，大概在30岁左右，但在学界真正成名，则是在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职之后，那年他已是奔四的人了。
那么，陈寅恪成名之前又做过些什么呢？
25岁那年，陈寅恪受江西省教育司邀请，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这大概是青年陈寅恪的第一份工作，干了两三年，由于工作辛苦，看卷子时间太长，得了痢疾，又缺乏医药，几乎不治；后来还患上神经衰弱、消化不良等毛病。不知道是不是判卷子的这段经历令他过于苦恼，后来陈寅恪当考官时，很喜欢拿一目了然的对对子作为考题。
转过年来，陈寅恪在北京给蔡锷当了一段时间秘书。蔡锷十四岁时考湖南时务学堂，成绩不佳，本来不能录取，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念蔡锷年纪小，就破格录取了他。按说陈寅恪虽是读书种子，但似乎不是秘书的第一等人选，蔡锷请他当秘书，或许是因为自己和陈家之间的渊源，想报答知遇之恩。可惜没过几月，蔡锷离京出走。陈寅恪这秘书也就“下岗”了，转而担任教育部的“欧文编审”。
当时，鲁迅也在教育部任职。要说陈寅恪和鲁迅也算有缘，昔日是东京弘文学院里的留日小伙伴，日后都是民族文化的大柱大梁，还都在教育部做过小小公务员。不过两人成名后，都没有详述这段经历。如果不是鲁迅的日记中记着：4月6日，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我们可能都无法知道两颗文化巨星原来还有过亲密接触。
1916年，谭延闿任湖南省长兼督军。谭也是陈三立旧交。陈寅恪也被聘请到湖南做了一个“股长”。这段经历，对陈寅恪治学产生了影响。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档案的重要性，说起当年在长沙天天看档案中的交涉案例。“涉外交涉，不仅须熟悉条约，且须知道过去交涉案例，临事不致仓促应付，贻误事机”。第二年9月，谭延闿去职。陈寅恪也随之辞去交涉股长的职务。谭延闿临走拨出一笔钱，安排陈寅恪以考察国外的教育财政事宜的名义出国留学。按照计划，和陈寅恪一起出洋的还有两人，一个是总务科长林祖涵，也就是后来中共元老林伯渠，另一个是教育科长熊崇煦。不过，林、熊二人最后都没去成，只有陈寅恪在1918年年底顺利赴美，进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希腊文。
过了两年，陈寅恪又去了欧洲，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这时的陈寅恪已经在朋友圈里有了不小的名气。那会儿要是有微信，我们就能看到，经常给陈寅恪的奇谈妙论点赞的人有吴宓、陈西滢、李思纯、宗白华、傅斯年、姚从吾等一大批民国文坛的明星，还有后来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青年党领袖李璜、曾琦。
又或许，还有周恩来。在柏林时，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后来，由于政见不同，周恩来和曹谷冰等人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当成共产党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二人把门关上，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
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本可利用家族的政界资源，踏上仕途，成为名符其实的“官二代”，但他最终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坚持在学术文化圈耕耘，成为了钻石级的文化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