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希望以书写真实来对抗遗忘。他走访温州、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最终完成的作品《寻找·苏慧廉》达39.2万字，新著《一条开往中国的船》22万字。虽落脚于历史，但沈迦探访、写作的目的，乃是面向未来。
“晚清这一代传教士，即便撇开信仰的层面，仍然是推动中国第一波现代化的力量——这第一波的现代化不算成功，但不把它梳理清楚，不总结历史经验，怎么面对已经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从某个层面来讲，我们第二波现代化在重蹈着第一波现代化的覆辙。”沈迦寻访、写作，“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
历史深处的秉烛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沈迦读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读这本书之前，沈迦并不知道陈寅恪，读完，他体会到了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他的这种亮光，会照亮很长的隧道，就像何光沪先生讲的‘秉烛隧中’——我不是说个人多么伟大，而是认为光明是伟大的。”
书写苏慧廉的世界之前，他想做的，仅仅只是写一部完整的传记，还原一个与故土有关的传教士的故事，但在寻访的过程中，历史本身驱使他，走向深处。结果，沈迦发现自己要寻找的不只是苏慧廉，他借这个“秉烛者”留存在历史中的那一点微光，理解了黑暗与光明。
在中国三十年，苏慧廉见证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缠斗。1882年，二十一岁的他颠簸五十日，抵达上海，此时的晚清政府，经过改革图强，“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他创办教堂、医院、女校，既用温州话翻译《圣经》，又向海外译介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出版一本《儒释道三教》。1898年，他去北戴河度假，后到北京，不经意间亲历了晚清“百日维新”，离开北京的那天早晨，火车延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满城搜捕康有为。“社会转型的时候，使得很多元素凑在了一起。总会有历史的见证人。”沈迦说。
如果这段经历，只是中国第一波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见证”，那么，1907年他出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就是主动参与其中了。作为传教士，苏慧廉要到世俗学校任职，当时在教内引起非议。这时候，苏氏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在伦敦大学善本书库，沈迦找到了苏慧廉写给母亲一批书信的缩微胶片——如是坦承：“也许有人会说这并非是传教工作，但对我而言，如果能够智慧地开展，这就是大写的传教工作。不同于将水逆引上山，这项工作更像是往山下倾水那样顺势而为。”不把信仰和社会对立或分开，沈迦更深刻地理解了苏慧廉。
“苏慧廉遇到的问题，我们今天还会碰到，大的层面的选择，一模一样。”在沈迦看来，历史的挖掘、整理亟待全面展开；中国这艘巨轮行驶在“历史三峡”，激活历史记忆，可给航程绘制“水域图”，以避过滩险浪急。
“历史还没有结束”
2011年夏天，沈迦回家乡采访苏慧廉养女的后人，当时温州刚发生“7·23动车事故”，探访途中，会经过追尾事故的现场。“在冷冷的夜里，面对车窗外的漆黑与众矢猥集的铁轨，我不能不想起辛亥年的保路浪潮及苏慧廉在中国经历的历次动荡。”沈迦后来写道。
《寻找·苏慧廉》出版后，苏慧廉开始为更多人所认识和理解，他也以各种形象“出入”现实。在所谓“富商”、“小商品”之外，“苏慧廉”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2014年3月，温州市政协委员欧阳后增提交政协提案，倡议保护苏慧廉故居并辟为苏慧廉纪念馆。欧阳后增认为：“温州理应以苏慧廉曾长期生活工作于斯而骄傲，并纪念他对温州近代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但温州各地目前没有一处纪念场所，这与他对温州的贡献是很不相称的。”同月，沈迦将提案转载到博客上。问及进展，他无声摇头。
2015年，温州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时，很多当年不受重视的老建筑挂上了“牌子”。沈迦特意去苏慧廉旧居门口查看。“我不指望把它变成一个市级文保单位，只需要能告诉别人，这是未来要保护的地方，挂个‘苏慧廉故居’就可以——温州挂了很多这种牌子啊。”现实让沈迦感觉失落，但这“也在意料之中”。
这是因为，对苏慧廉旧居挂牌，沈迦并不期待，即使成为“文保单位”，重点很有可能会落实于旅游开发。另一个例子，来自山西大学堂西斋第一任总教习敦崇礼，即苏慧廉的前任，另一个传教士。2002年，山西大学和另一所学校争抢这一资源，都要认敦崇礼作祖师爷，以证明自己是百年老校，因此两校争着修理他的墓地，最终山西大学占据上风。沈迦去寻找时，工人们正加紧修理，甚而“连夜”赶工。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纷纷撇清与传教士、教会的关系，如今“弄回来”，并非体认历史，传承精神。
现实与历史交错，反讽总是挥之不去。“我突然感到，我研究的历史在当代竟然这么有现实意义。苏慧廉没有成为历史，历史还没有结束。”说完，沈迦笑了笑。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