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独中迎来命运性的巨作
大约有十二年时间，巴黎成为里尔克生活中的中心，是他主要居住和命运变化的地方。在这里，他成为雕塑大师罗丹的私人助手；在这里，以《豹》为代表的一批“咏物诗”将诗人对于世界的感知性提到了新的高度，他学会了用心灵来思想。这些数量可观的杰作，在穆齐尔看来，依旧是“有待成为大理石的瓷器之料”。
里尔克在《布里格手记》中这样写道：“唉，要是过早地开始写诗，那就写不出什么名堂。应该耐心等待，终其一生尽可能长久地收集意蕴和甜美，最后或许还能写成十行好诗。”也许我们认为这不过是诗人的谦逊与不实之词，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里尔克本人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是对写作好的诗歌有着审慎而执著的忧虑。他要求诗人回想起童年的疾病、压抑的日子、海边的清晨、各种不同的爱情之夜等生活中与思想上遭遇的种种细致入微的情形。参照这种严格近乎苛刻的要求，里尔克总结他的创作，说：“迄今为止我写的诗却不是以这种方式写出来的，所以都称不上是诗。”他时年29岁，已出版了几部诗集，但他认为自己仍是一事无成。是的，对于里尔克来说，也许可以称作“一事无成”，因为他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品尚未开始写作。
里尔克的写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倒不是说他江郎才尽写不出什么优秀的诗歌来，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他还要继续攀登，向诗歌艺术与人类思想的最高峰艰难地爬去。到1922年，这样艰苦卓绝的攀登尤为明显。他说，1922年2月期间他感到很孤独，他的全部工作就是等待，等待着什么东西出现。瓦雷里理解里尔克：他是“世界上最柔弱、精神最充溢的人。形形色色奇异的恐惧和精神的奥秘使他遭受了比谁都多的打击。”为了创作，他走在崩溃的边缘，他清醒地感知这一严重的时刻：“我爱我生命中的晦冥时刻/它们使我的知觉更加深沉”。这是命运性的时刻，海德格尔这样论述他：“如果里尔克是贫困时代的诗人，那么，也只有他的诗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世界黑夜的命运决定着：在里尔克的诗中，什么东西保持为命运性的。”
奇迹出现了，但对于诗人自己而言也许并非如此。这一年，里尔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依诺哀歌》。同年，令人惊异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达到了它的顶峰，最优秀的作品同时在1922年相继问世。瓦雷里在沉寂数十年后完成了《幻美集》，艾略特出版了《荒原》，乔伊斯用七年时间写就的巨著《尤利西斯》终于出版。
1926年12月29日，里尔克与世长辞。墓碑上刻着他自己撰写的墓志铭：“玫瑰，哦，纯粹的矛盾，倾向于/无人的安眠/在如此多的眼睑下。”茨维塔耶娃悲痛欲绝，向里尔克的亡灵写信道：“你走了，时间也似乎模糊了……我亲爱的，你魂归西方，此处已无死亡，亦无生命。”
打开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强烈需要
里尔克是一位最有中国缘分的现代主义大师。在诗人的人格塑造和精神面目呈现上，里尔克是如此清晰，如此深入，诗人臧棣以为他提供了“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于诗歌的现代性的渴望”。
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可以说一生钟情于里尔克，他翻译、介绍里尔克，并从里尔克那里汲取了丰厚的遗产。甚至冯至的经历都类似于里尔克，他与里尔克一样，遇到创作中漫长的沉寂期，《十四行集》（27首）的问世无疑是他献给导师里尔克最伟大的礼物；同时，他深受里尔克《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启迪。里尔克的隐忍执著耐心等待的精神品质深深地影响了他。
在冯至的《十四行集》之后，又有一批年轻的现代诗人蓬勃生长起来，这里面最重要的要数当时西南联大时期冯至的学生穆旦和杜运燮了。他们也是中国新诗史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诗派”的主将，其他如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袁可嘉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里尔克的影响。里尔克对于当代中国诗人的影响力更是有增无减。
在里尔克的身上，中国诗人深刻理解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唤醒了中国人自身相似的精神倾向，对于里尔克的契投与领悟打开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强烈需要。对于里尔克的意义，我相信穆齐尔所言：“在通往一种未来的世界图像的道路上，他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引导者。”
□育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