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取之不尽的个人总体性”很快就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这种极端的自我沉溺有什么意义？（用《八部半》中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个记者的话说，“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真的以为你的个人生活能引起别人的兴趣？”）时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拍于1963年的《八部半》已成为名垂影史的杰作，而《我的奋斗》则是21世纪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它让全球无数读者心醉神迷。
“他几乎毫无掩饰地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正常感情”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如此全身心地、不知不觉地、无法自控地融入一个角色了？经历过乔伊斯、贝克特、罗伯·格里耶的艰险崎岖，阅读克瑙斯高简直就像在空中滑翔，或者在冰面上滑行，轻快得几乎令人有罪恶感。他的叙述似乎带着一种速度感，一旦踏入其中，我们便像登上了一辆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但同时一切又都是清晰的、安稳的——这是一辆磁悬浮列车。他取消了与风格的摩擦。虽然他描写的对象包罗万象极其繁琐，但他使用的句子却是雷蒙德·卡佛式的，简洁、透明、流畅，极富节奏感，我们几乎要被它们席卷而去——那也正是它为什么会让人手不释卷，即使没有魔法没有虚构没有情节，即使喝一杯咖啡可以写上二十页，因为：你怎么可能跳下一辆飞驰的磁悬浮列车？
除了这种节奏感，这种白描式的速写手法，克瑙斯高叙事中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反讽”的完全缺失。在这里，语句的节俭克制与情感的毫无克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哭，他怨恨，他愤怒，他温柔，他嫉妒，他挣扎、奋斗（是的，即使这唯一带有一点反讽色彩的，来自希特勒的标题，《我的奋斗》，最后也显得无比贴切）……他几乎毫无掩饰地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正常感情，而这对于现代小说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如果我们说，《我的奋斗》是近五十年来最真挚的一部小说（它的确是）——那么这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污辱，而不是赞美。因为“真挚”这个词——至少对现代小说而言（更不用说后现代了）——已经彻底沦为贬义。从本雅明到昆德拉，“反讽”已经成为现代写作的必备装置，其重要性就像避孕套之于做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文学的艾滋病：媚俗。那么，克瑙斯高凭什么免疫？
“追寻真正的完美，既无可能也没必要”
凭借放弃。因为正如我们在一开头就看到的那样，《我的奋斗》并非源自某种希望、灵感或者创意，而是源自彻头彻尾的失败和绝望。2008年2月27日的那个晚上，当克瑙斯高决定彻底放弃虚构的时候，他知道那也意味着他要放弃所有伪装，所有伪善，甚至所有风格。这是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悲壮的“真挚”。有哪个作家会（敢）在作品中数十次地反复抱怨做家务让自己无法写作？有谁敢公开声称自己觉得父亲“还不如死了好”？这种“真挚”毫无媚俗迎合之意，它更像是一种对生活本身的复仇，一种“文学自杀”。
《八部半》以导演圭多在新闻发布会上钻进桌子下开枪自杀而告终，而在《我的奋斗》最后一卷里，克瑙斯高则“欣慰地宣布，我已不再是个作家了”。《八部半》里的“半部”代表着什么？那部令人绝望的，永远拍不成的科幻大片？还是这部没有故事，自我映射的电影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我的奋斗》的六卷本是“六部半”。那隐形的“半部”代表绝望、放弃和完美。那“半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多么在意自己的人生，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回事，我们最终都将归于尘土，无足轻重。而我们应该把这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放弃当成一种动力，一种反抗与安慰：因为在这必有一死的人生中，追寻真正的完美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就像克瑙斯高在第一卷的结尾，当他最后一次面对父亲尸体时所写的：
“现在我看到的是没有生命的躯体。这曾经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和他躺着的这张桌子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这张桌子所在的地板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窗户下面墙上的插座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旁边的台灯一段垂落下的电线不再有任何区别。因为人只是在所有其他形态当中的一种形态——如造物世界一再显示出的那样……死亡，像我始终感觉的那样，在生命里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幽暗而令人销魂。然而它就像爆裂开的一根水管，风中折断的一个树枝，从衣架上滑落坠地的一件衣衫。仅此而已。”
□书评人 孔亚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