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中国其他城市，香港的城市化既超前又独特，虽然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惊人、范围辽阔，也不乏描写小格局、小人物的精品佳作，但堪称城市文学的榜样依然空缺。
2 既有《一千零一夜》的绮丽，也有《百年孤独》的苍凉
西西写城市，是从底层写起的。因为那些人才是构建城市的根基。在《我城》中，年轻的移民（难民）后代成为电话局的工人，在简单而新颖的工作中有无穷乐趣；在《飞毡》中更是出现丰富多样的手工艺人：开荷兰水铺的花家有留洋归来的学者养蜂、寻找珍稀植物，花家对门就是老夫妻的古法凉茶铺；开家具店的叶家精通硬木工艺，并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城市生活中找到新鲜的技法。随着这两个大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人物开枝散叶，各有各的本领，交织成这座传奇城市的兴旺。手工艺者勤劳维护的城，就是有机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中，哪怕建筑陡增，人舍如猪笼，花家、叶家还是能从泥土、植物、花朵中汲取养分，在家族情感中稳定精神，用财富留住蜃楼。这岂不是一场离奇美妙的自然论城市志？
这些民艺家、消防员、养蜂人……都成了传说的缔造者，加上梦游的少女、被俘到飞毡岛上的高知人士、幽冥出没的老宅……故事的容量被想象力扩大了。因而，西西的城市故事仿佛可以永远讲下去，有人读到了童真，有人读到了魔幻，有人读到了百科历史，有人读到了女性叙事新文本的典范：每一篇与每一篇骨肉相连，又洒脱独立自成，好似女性擅长的编织工艺。
童真，是西西用来包裹博学和想象的外衣，因为她的博学不是用来掉书袋的高姿态，而是好奇、珍惜万物的童心。西西的天真、良善尽然灌注于想象力，她爱惜物我，所以没有当下人类的狂或丑，文字也故此细腻温暖。看她的文字会不由微笑，譬如她自问自答：衣服爱不爱晒太阳？或是把家具当朋友：最受宠爱的是双叠床、书柜和樟木箱。尤其在《我城》中可见这种拟人化的极致，喻体无限转向，人与物平起平坐，叙述力无边无际。
在《飞毡》中，作为主角的飞毡从开篇起就得到充分描述，纹样，线头，织法，流苏……西西的飞毡既有《一千零一夜》的绮丽，也有《百年孤独》的苍凉，那不尽然是土耳其作家笔下细细密密的工艺，而竟可追忆到汉唐文人典故。小说中如此，现实中也如此。1989年西西因癌病入院，手术后遗症致右手失灵，需要物理治疗。21世纪伊始，她改用左手写作，手制毛熊作为右手的物理治疗。曾经下笔有神的右手，现在一针一线缝，把卷毛、布料和满腹经纶缝成毛熊。让一只熊无中生有。第一只毛熊命名为“黄飞熊”；又缝了水浒熊：杨志脸上有字，燕青耳边有花；又缝了庄子、嵇康、阮咸、司马迁、陶渊明、曹雪芹……她要用憨憨傻傻的布熊演一出中国文化史的童话。手工艺者的纯真初心之下，布料毛线纤维里织着西西特有的博文志，《缝熊志》一书同时涉猎了中西服装史、外国民俗、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中国神话故事、戏曲、哲学、人物、名画、地理……举重若轻。仔细一想，她自己岂不也像《飞毡》中的人物？
3 任何一座伟大城市的塑成，都是人与物的共生
西西写城市，是从小人物的小事件写起的。以小见大。但见或不见？这个文本意义大半取决于读者的经历与素养。香港已不再是《我城》中的那个城了，《飞毡》中的肥土镇从来都不是真实的香港，对于后殖民时代的身份认同、历史变革时期的经济民生等棘手的问题，西西看似三言两语带过、似有若无地暗示、偏正，但它们始终都存在于人物的生活背景中，花叶两家的起起落落、突厥父子的分分合合都有悲剧的底子，但西西的性格、文学的志趣赋予这个故事悲而不愤的氛围，不怒不争，更恰当地表现出肥土镇上的人们善于适应、充满乐观、豁达而坚强的生命态度。写城市的作家，并不需要过多描写人与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也常常会沦陷在人与人、人与体制、人与金钱等对抗性的关系中，西西的做法却是跳脱出来，让人与物共生共灭、共存共新，让人与人在相亲相爱、互帮互助中度过动荡、甚至劫难。
所有被遗忘的细节，当然也是真正的文化根基。关于城市的故事，最好有充分的历史，最好再有旷世精妙的想象。因为任何一座伟大城市的塑成，都是庄周梦蝶般的主客颠倒，是梦与愿的互动，是人与物的共生。正是因为这一点，西西的城市文学才会有高尚、雅致的格调，因而与众不同。虽然西西的简体字版姗姗来迟，但对于当下的城市写作者，她极富善意、极具底蕴的想象力仍能产生相当的启示力。
□书评人 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