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述说他所见所闻一个个死者的故事？
纪实散文的《再度觉醒》，时间纵贯1945年二战结束前后，集中营劫后余生的一大群人（原文一千四百）踏上迂回漫长的归乡路，现在我们摊开地图看，从波兰南部边境到意大利并不是多么远的距离，但战争才结束的苏联许多偏远或遭德军侵略的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一千四百位幸存者莫名其妙在东欧绕了一大圈，梦游般辗转在战后疮痍满目的道路与城镇、前途未卜的火车、一处又一处的难民营，另一种战后创伤。
小说的《若非此时，何时？》则将时间轴拉长始于1943年7月，一支东欧各地的犹太人乌合而成的武工队，在苏联边境与波兰的沼泽、森林与雪地打游击，掣肘败象已露的德军，战后，这群失根的散兵游勇一样在茫茫大地漫游，终于进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边走边生出梦想，要前往自由的国度去建立新生活。
不管是散文或小说，劫后犹太人所走的都是余生路线。两边数量多寡悬殊的生命共同体，皆说明一个现实，能从集中营或战场存活下来的，幸运的几率得有一些必要条件的支撑，诸如年轻力壮或机警聪明或拥有证明自己有用的技能。“可怜身是眼中人”的莱维，经过集中营彻底的非人的摧残，穿过炼狱，几度濒死，他要如何述说他所见所闻一个个死者的故事？给予意义使他们复活？平反他们的尊严与公义？书写时，他不只是一个幸存者记录者，他面对的也不是一个清楚的敌人，而是一个如同约伯记的耶和华那样的巨大恶灵，因此，《再度觉醒》书末的“普里莫·莱维答读者问”是非常重要的指引，莱维这么认为：
“我相信理性和讨论是最重要的进步手段，而因此我甚至约束自身的仇恨，我更拥护法律制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
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在《再度觉醒》莱维从众多难友同胞取样的人物，他们为生存、为免于饥寒而小奸小坏或掉入唐突窘境时，莱维始终一双鹰眼逼视之，缕述之，打桩般使之立体呈现，绝不扁平化，这些抽样就是一个种族的缩影，一如他的另一本书《元素周期表》遍写一个个家族亲人与友朋，在时代的血腥风暴里，他唯有冷静自持才更能将他们写活，不至于草芥般被吹刮而逝，归于虚空。
我们或会疑问，面对纳粹大屠杀与集中营如此沉重的历史，文学、小说有什么用？与时间、记忆赛跑的纪录犹恐不及或失职，还有闲情舞文弄墨、编造故事？
血债血还，我们不也沦为一样的禽兽？
但《若非此时，何时？》与《再度觉醒》的并陈（或者我们更应该要求自己，遍读莱维所有的书，以期建立纳粹集中营完整的认知），证实了幸好有小说虚构助益了莱维。两书相似的题材，作为一秀异的书写者，莱维得到的不只是东欧犹太人武工队的故事材料，更深层的意义是书写的启示与自由。莱维不能始终只是做约伯记那一个唯我逃脱来报信之人，如实谨慎叙述，不申冤，不控诉，不怨怒，不反省，不彷徨。纳粹系统化的灭种屠杀，怎会不是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宽恕与复仇，血性与兽性，又岂能一刀划分为圣与俗？小说中，当战争才结束，这一小群犹太人进入德国一个小村，双方即起冲突，队上一二十岁少女遭冷枪毙命，全队稍后武装起来，返回杀死十个德国村人。重新上路时，他们为轻易地仇杀而懊悔，辩驳起来，血债血还，我们不也沦为一样的禽兽？小队首领虽然承认，“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
是的，莱维怎么解释他身在浩劫现场的一切？解释可有纪律与限制？又怎么衍义幸存者被罪恶与耻辱纠缠的余生？借由小说体，他得以畅所欲言，不再是《再度觉醒》纪实散文被理性约束的“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摆脱囿于报信的规范，穿越现实的界域，为所有被杀戮被侮辱被非人化的族人、或说是同胞手足，争回属于人的尊严与自由，赢得一份诗学正义，甚至觅得一块梦土，送他们前往。这也是《若非此时，何时？》读来更有温度、更奔放、更“好看”的原因吧。这样的小说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提出另一种图像，另一种复杂，放宽眼界，供我们读看、思考并理解。
小说以女队员产下一男婴终结，这当然是象征新生与救赎的光明结尾，对照《再度觉醒》开始两章那些死于集中营的小孩与妇女，死前的癫狂与谵妄言行，我们才知，虚构更映照了真实之沉痛，正如星光提醒我们黑暗之深广，关键在于莱维不再甘于只是那一个逃脱的报信人，他给我们读者法官的不只是一张据实以告的状子。
□书评人 林俊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