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指出：十九世纪为工人争取自由的话语是共和主义的，因此它首先关注的是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如何获得“独立”，这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工业的生产方式。然而这在日益工业化的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一个怀旧乡愁的泡影。到了世纪之交，美国劳工联盟开始放弃共和主义自由观对大城市和大企业的抨击，只满足于为工人提高工资待遇。工会不再关注生产者是否“独立”，而只关注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是否能选择商品，这一变化将诸多各异的工人社群的认同界限消弭在通货之中了。桑德尔分析了连续的历史转变背后所发生的从共和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语义突变，美中不足的是未能细究该过程中的另一些变化：例如1920年实现的普选，以及美国农业人口比例在百年间从2/3降到了2%，这些变化不仅严重削弱了地方社群，还以制度性的民主缓和了共和主义德性（在尚未有此制度时）的必需地位。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之后共和主义话语最终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健全、透明的制度对执政者的监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样的口号在杰斐逊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不相信靠程序能约束权力杜绝腐败。
社群主义的理论谱系
《民主的不满》并非一本政治哲学书而是一本历史书，其同类作品不是彼得·辛格、德雷克·帕菲特或苏珊·蒙度斯的哲学论文，而更像是历史学家J. G.A.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的续篇：波考克展示了共和主义如何起源于文艺复兴的自治城邦并于美利坚的国父时代到达顶点，桑德尔则叙述了共和主义自这一顶点开始在现代工业时代的衰落。
波考克也曾指出自由主义的尴尬地位：它是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妥协产物，于是自然主义者批判它不够自然，历史主义者抱怨它不够历史。功利主义是自然主义的逻辑终点，社群主义则是历史的诸多可能之一。桑德尔的史学写作是为了扬长避短：由于暴露出过于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理论辩论非社群主义之所长，所以作者避开上世纪关于自然主义繁杂而精细的理论攻防，预设一切价值必出自诸意识形态，必诞生于历史文化中诸真理（抑或诸幻象）的生死明灭，以此铺展共和主义的没落与“道德中立”意识形态的兴起的叙事。
在为数不多的政治哲学传统中，功利主义者常精于理论，社群主义者往往博于历史，此两类学者著述风格之分别绝非偶然。《民主的不满》中占据绝大篇幅的意识形态史研究反而使开头和结尾处简短的理论讨论显得多余，其中反驳的“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也难免沦为讽刺漫画中的靶子。他的社群主义主张也有些明显的漏洞，仅举一例：桑德尔认为人在心理上皆偏爱亲近者，而非对亲友和陌生人一视同仁，并据此认为社群主义道德优于玛莎·努斯鲍姆倡导的基于“人性教养”的世界主义道德。然而即便没学过道德哲学的业余读者也能看出：这种对道德原则的心理主义论证几乎是在纵容偏狭、腐败和特权。可见此书中仓促的哲学辩论部分并非真的为反驳诸如努斯鲍姆这样的对手而作，而是面向大众的宣传文本。
诚然如桑德尔所声称的那样，此书成功地指出了当今美国的进步左翼和保守右翼的共同问题：他们都过多地采用了道德“中立”的程序自由主义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桑德尔能够声称此书无法被置于保守-进步的意识形态光谱下。此书为共和主义德性所作的历史论证难免有时代错位之嫌，更重要的是，它只可能在保守主义教父埃德蒙·伯克关于“国家是已死的、活着的、未来的人共同组成的共同体”的学说中找到依据。因此桑德尔的这本书与他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教职没有关系，它并非穷究学理的理论研究，而是为宣传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做的文本实践。这样的文本也只能（如桑德尔自己做的那样）以历史学的方式，被思想史家放置在当代美国的意识形态光谱中解读。
□巫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