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与生父互不认识，可他抚养了他的五个孩子到成年。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很少有人这样写自己的生父和继父，读到这一段，感动与哀伤，一并侵袭而来。
有时候我也会想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譬如，当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并肩站在一起，我会偏爱哪一个？倘若他们分别与我单独相处，我又会不会无以逃避地同样爱着他们？尽管他们是那么不同，胖或瘦，高或矮，开朗或内向……我喜欢这样的对比，两个亲人，抑或两个情人。
因为平和、坦然，世俗的人伦庸常在一个性情美好而又细腻的女子笔下，成为一种有关文字、有关人性的品质。
书写锥心旧事停留在记忆里的父亲
眷村的入口，亦是记忆的入口。那些记忆，由食物的滋味、家居的色调、人的语气抑或歌声、布料的触感，还有，某种痛感，牙痛，甚而心痛，一一组成。而阅读《两个父亲》的过程，便是一个别人的记忆与我的记忆交错勾连的过程。
记忆总是那样重要，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记住发生过的事，好像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存在。然而，“记忆又是很难准确的。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事实，而只是情绪和感觉，可记忆会被这些情绪和感觉修改。”
当垂垂老矣的继父“回忆他曾经参加的战役、指挥过的兵员，被长官召见，长官对他的鼓励。非常翔实、精确，场景、服装、对话，有如小说，或电影。我们跟他谈话时在一种几乎魔幻的状态，他如此真实地回忆那些在他生命中不存在的事情，我们附和他，因为真正的往事不在他的记忆里。”
在医学领域，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幻觉”，那是一种病症，而每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人，在遭遇老年的自己时，多数会有这样的“幻觉”。以书中的话来说，就是“用记忆修正人生”，那些被夸大的光荣与甜美，那些被屏蔽的不愉快与难以承担，都在记忆里被重新描绘过。“我们所记忆的，与其说是真实人生，不如说是我们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人生的真正定义。”
当读到她写“凡是带厚度的、沉实的布料，总让我想起父亲。”，我便真想起我的父亲，那个被我在《远去的人》里记述的老人。现在他躺在医院里，阿尔茨海默症让他不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家人。他软弱到不能咀嚼青菜，吞咽两口水就要睡过去。可每每与别人提起我的父亲，我脑中依然是一个穿着“老K皮鞋”，走路时脚步“咚咚”作响的父亲。
小时候，我们把父亲工厂里发的劳保皮鞋叫“老K皮鞋”，有着厚重的鞋面、鞋帮和鞋底，硬度可与安全帽匹敌，这种鞋子让一个身量并不高壮的男人显得伟岸而精力充沛。还记得，父亲开着一辆红色的车到外婆家来接我，他从车门里跨出的脚上就是那样一双鞋。他挟住我的双臂，一把拎起我，把和玩具熊一样大的我摆在驾驶室的座椅上：我们回家啦！然后，“老K皮鞋”踩下油门，“轰”的一声，刹那间，小小的我飞驰起来……那是记忆里的故事，却无法追溯真假。母亲说了，父亲从没有开过红色的车。还有，厂里发的“老K皮鞋”，父亲大多送给乡下的亲戚，自己几乎没怎么穿。还有还有，我住外婆家的时段，是四岁以前，那么小的我，怎么可能记得？可我脑中，就是有这样的记忆。抑或母亲的记忆也是错的？我们交叠的错误让过往变得神秘而诡异。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我不大相信记忆，一切的记忆，包括我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