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彼时，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我想认识一下这位叫“袁琼琼”的前辈，并不是要与她交谈什么具体的记忆，而是，我想看看她长什么样。书上的作者简介没有附照片，可是我的脑中，却有一个想象的她，那个留着西瓜皮头的祖籍四川的台湾女孩。童年的我，也是留的西瓜皮，只是出生成长在上海的我，与她有着母女般悬殊的年龄差距。也许见了面，我亦是想不出要与她说什么话，我想，我只是要看看，未来的我，会不会长成她那个样子。不然，为什么她的记忆，在我读来恰如我的记忆？
阅读《两个父亲》，便是阅读一个人的记忆，而这样的记忆，在我眼里，却是被赋予了文学的色彩。对心灵有着幽微关照的文字，不事张扬地抚慰自己，抚慰阅读者，抑或，用她的记忆，唤起我们的记忆。如此，话题回到最初，那句封面上的话，“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
故事与变故的关系，在《两个父亲》中，以记忆与现实的方式错综呈现。我们终其一生体历着变故，同时为自己的内心创作生命的故事。如同书中所说：他保持怀疑，却又无法证实自己的怀疑。因此选择不信任记忆，也不信任遗忘。让事实停留在某处，某个无法界定却也无法抹除的某处。
有时候，我们写作，就是为了在某处停留，停留在一个无法界定，也无法抹除的地方。
□薛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