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公民理性
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
《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序中，徐贲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做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这里有两个说法值得注意，一是“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二是“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明亮的对话》一书，既是对“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批判，也是为中国公民与立志于成为公民的人士提供的“特殊的知识”。
中国人喜欢讲理，却不会讲理。我们的政治生活为宣传和立场所盘踞，日常生活则为诡辩和意气所主宰，这二者的共同点，不仅在于缺乏一种清明的理性，更在于缺乏追求清明理性的可行路径。不必说权力者和民众，单论知识分子，纵观二十世纪，能有几人堪称说理者呢？前半期的名家文章，梁启超擅长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陈独秀杀气腾腾，鲁迅有刀笔之风，揣测动机、人身攻击等都是其惯用伎俩，这些手段则是说理的大忌，大抵唯有一个胡适，在坚守说理的底线。至于后半期，更无足观。有人推崇顾准，然而顾准虽是思想的先驱，所使用的语言却布满意识形态的残酷烙印，不合说理标准（当然这是时代局限，不该苛责）。直到世纪之交，才涌现了王小波、刀尔登、徐贲这一路说理者，在强权与犬儒交织而成的荆棘丛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相比同侪，徐贲的特色在于，他不仅说理，还教人怎样说理，《明亮的对话》正是一本说理教材。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及徐贲所引用的安德烈·纪德之言：“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就此而言，说理的价值不止在说出的道理，还在说理的过程，对说理者的训练与磨砺：如何言必有据，如何讲求逻辑，如何尊重对方，如何容忍异己的意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说理的价值规范，即在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徐贲一直强调，说理是公民的必备素质，说理是公民在说理。我曾总结，说理之于个体，可以塑造一种公民理性，之于社会，可以塑造一种公共理性。这句话，便是阅读徐贲的感受。
基于说理与公民的亲密关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适合与《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共读。我无意厚此薄彼，却必须指出，这本说理教材也好，徐贲的其他书也罢，其归宿与根基，恰是《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正如徐贲思想的要义，恰在“公民”二字，而且这两个字前，可以加上“中国”的前缀。徐贲虽飘零异国，依然心系故土，他并未疏离于祖国的苦难，反而深知当下中国最急需什么，所以这些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民本位，坚持公民言说，普及公民观念，推行公民教育，以此来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与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我常常向人推荐徐贲的著作，尤其是《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这两本。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徐贲的思想？我思量半晌，答道：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所立之人，就是公民。
“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做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