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曾先后两次受邀参与静园书会和新文学读书会的讨论，并留下一句忠告：“青年人之间的交流，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和找到你自己。”
这种对自己青年身份的反复逼视，却让李浴洋清醒地意识到，即便读书本身可以做到去功利化，但是在现时的评价体制下，大家在百忙的学业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读书会，时间一久，必然有现实层面的考虑。“有效性”成为读书会的命脉。如果长久没有体制内现实的回报，无论多么“友爱”，都会如校园里绝大多数的读书会一样，昙花一现。
姜涛在讨论时总结过一句话：“形式上的紧张感，可以带来讨论中的有效性。”为了寻求与学界的对话，为了把读书会的效果落到实处，读书会有时不得不把参与者搞得很累、很辛苦。每次读书会的报告人必须提交讨论题目和提纲，像学术日程一样发表，乃至成文，这让李浴洋作为同辈的组织者承担了一些压力。而他用以“回报”大家的，只能是积极地联络协调学术资源，争取让参与读书会的同人得到体制内的回馈。
这不禁让旁观者唏嘘：难道读书本身不是就构成回报了吗？
隐匿
无涉于时代的“静读”
在大学校园里，潜伏着一条与学术体制平行的读书会传统。这些读书会真正躲在书本之后，没有现实的指涉和挤压，反而坚持得更为长久稳定。
北京大学“儒行社”的小读书会已连续办了8年，目前同时开设《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和《诗经》等多种国学经典的读书会。读书会由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和硕士作为主讲人带领，每周讨论。
社长佟欣妍说：“阅读中国经典文本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在热闹中的沉静，在沉静中的反思，在反思中的修养。”这一代表儒行社的发言，似乎表明了一种对抗喧闹不已的文化氛围与日益冰冷的学术体制的“静读”姿态。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公民读书会”更是默默传承了13年，最初由阅读兴趣结集，阅读的书目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经典，每学期读一个名家的著作，近几年的书目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
“取‘公民读书会’这个名字，意在强调读书会每个人的公平参与，没有绝对的权威和领导者，采取‘自治’模式，每年由博一同学担任CEO（‘执政官’），负责协调时间、场地和书目。”现任CEO陈丹阳介绍说，“所有担任过CEO的‘执政官’，卸任后自动进入‘元老院’，作为论文评议的嘉宾‘发挥余热’。 ”
在陈丹阳看来，公民读书会给渴望阅读学习的同学提供的是一个“平台”，CEO年年换代，而平台始终保持稳定，因规定由博士一年级学生负责，选本和阅读的质量又能得到保证，参与读书会纯粹为了阅读和吸收知识，不考虑对书外世界的影响或“输出”，独善其身，呈现出与现实“远离”的姿态。
这种对经典文本的沉潜回归和严肃阅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鹏等人于2012年4月发起的“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中表现得更为极致。从2014年开始读柏拉图读《理想国》，每周讨论，抽丝剥茧，线上线下反复敲打，至今仍在继续。近乎匠人般的阅读，已与时代性无涉，却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慢读姿态，得到了文化学术圈的接受和认可，呈现出刘国鹏对读书会这一形式在当下意义的理解：“读书会只是供人舍筏登岸的工具，而无形的读书会，即自我的修习、求知，终生向学，乃是我们乐见其成的结果。”
赵晓力曾将“福柯小组”式的读书会形容为“无形的学院”，而刘国鹏则在当下提出“无形的读书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读书会已完成从学院的代偿隐喻到阅读的“静园”象征这一文化身份转变。
在公共文化空间和网络媒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公众话语和现实批判职能的今天，学院内的读书会已经不再是最合适的意见领袖成长空间或文化学术发声群体。放弃与时代的正面对话，远离当下文化现实，返归传统和本真的阅读行为，似乎成为更适合学院读书会的生存本位。
放弃与时代的正面对话，远离当下文化现实，返归传统和本真的阅读行为，似乎成为更适合学院读书会的生存本位。
B03-B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