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网络营造出的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哄客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他们藏匿在虚拟身份中放肆宣泄个人焦虑，却无需为此承担角色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同时也为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了摇篮。哄客们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集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
网络上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哄客话语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愤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专横。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他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比如民族主义，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
然而，这种群众自下而上的狂热和扭曲的自由，恰恰支持了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合法性：为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而这样的群众语言和宣传话语同样拥有一种罐头思维：“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说理可能
民主社会作为话语共同体
人的理性，也就是人与他人说话、交流的能力，是人的社会性的最根本的体现。人的言语行为关联着他人，是一种社会行为。民主社会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利益。但是，民主社会却可以成为一个话语的共同体，因为利益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可以通过说理而不是暴力，去妥协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对于民主来说，说理不仅是一种话语伦理，而且更是一种自然正当的社会之善。
我们必须通过学校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和社会启蒙来提高公民的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水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公共说理的规范。
新京报记者/伍勤
（根据徐贲《明亮的对话》整合）
【“公共说理”小词典】
●批判能力扫盲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两种启蒙（扫盲）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与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
●图尔敏论证模式
图尔敏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部分。可用以避免自身，或发现他人在说理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或谬误。
●塔西佗陷阱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于任何一种权威来说，丧失信誉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不再相信一种权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戈德温法则
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在1990年时提出，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这个法则先是用于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