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上帝之死》
作者：（英）特里·伊格尔顿
版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当我们阅读伊格尔顿时，仿佛走入星罗密布的思想之场：知识丛生、观点林立、流派交汇、人物纷纭。他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重新检视了自启蒙运动至9·11恐怖袭击后的社会现实与知识场域，探寻了宗教日渐式微，走向边缘的历史语境。伊格尔顿不动声色地质疑了“上帝之死”：我们是否根本没有能力弑神，却宣告了上帝死亡？上帝或许从没死去，只是被乔装。
填补上帝缺位
现代社会无尽尝试的悖论
特里·伊格尔顿，这位与哈贝马斯、詹姆逊齐名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广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美学理论、政治宗教等领域，呈现出体大周深的学术视野与兼容互通的治学志趣。
他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反思了上帝是否真正死去，无神论是否面临困境等重大问题。他的明智在于将既有观念统统视为“假说”，用持续不断的质疑追问，驱除传统见解的遮蔽，呈全书下足力气分析现代社会填补上帝缺位的无尽尝试，向我们说明寻找上帝完美替代品的努力充满悖论，困境重重。
伊格尔顿不动声色地质疑了“上帝之死”：我们是否根本没有能力弑神，却宣告了上帝死亡？上帝或许从没死去，只是被乔装，换了别名：如理性、自然、艺术、文化、精神、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欲望、生命力等。然而，这些替换都不见得比上帝更有力。因为，它们都仅“分有”了上帝的神性，试图完全抛弃神性价值独立存在显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文化与上帝之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慰，相反它充满焦虑困顿。作者对上帝缺位后，一种真正无神论的产生抱有极大怀疑。甚至，他对寻找上帝替代物的失败尝试也难免露出一丝幸灾乐祸。伊格尔顿无疑是谨慎的，他的主题并非取代上帝，而是探讨如何“乔装”改造上帝。
《文化与上帝之死》横贯启蒙运动、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历史语境，巡礼了思想战场的伟大历程。世俗力量不断压榨宗教势力，承担上帝职责义务。宗教日渐退出公共领域，缩小在私人生活的隐匿之处。在无神论与世俗化势不可当的同时，世俗力量却面临自身悖论和价值危机：他们无力接管上帝缺位后的残局，不能想象没有神性价值的虚无。甚至，他们攻击宗教的武器也从神学那里借来。因而，任何取代上帝的形式，都不过是对上帝的“乔装”隐匿，却又以弑神的宣言进行了欺瞒。
从启蒙运动到“超人”尼采
“替换上帝方案”危机重重
启蒙运动的“胜利”就无疑充满了历史吊诡。那些名声显赫的启蒙思想家并非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从未远离神学光环的映射，无法想象没有上帝的世界如何处置。事实上，他们对“谋杀”上帝并无兴趣，对教会抨击也不过基于一种目的论：维护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并不希望自身的社会存在与宗教意识形态间形成强烈敌对。甚至，启蒙理性中的自由平等，自我决定，也与犹太-基督教传统有着高度照应。正由于这种悖论，它显得力不从心。启蒙运动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反抗宗教与上帝的幻象，实质却只是冲击了宗教的绝对权威，并试图从中分享权威，获得实利。
然而，这场运动却启发了后继者替换上帝方案的总体思路：坚持一种折中主义的调和论，将抽象与具象，理性与感性，深奥冰冷的观念与私人日常的生活相融合，形成一种“双重真理”的系统。它能最大限度维系社会共同体，将精英阶层和大众整合在一个有机社会。然而，他们给人的印象仍是过于理智，精神丝毫不能转化为大众的日常语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