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存在成功的弑神者吗？作者将尼采列为候选人，却最终排除了他。因为，上帝之死必须包含人之死的预设，尼采的超人不过是造物主的再世。超人不依赖任何他物，如果不借助神学，自我决定和自治都难以实现。尼采只不过另造了宗教话语系统，毁灭反而成为了致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无疑成为尼采的“补笔”和余续，艺术救赎成为替代宗教的最后尾声。现代主义不仅分裂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审美的与人类学的），也为文化政治和文化工业“送终”。后现代主义更是抹去安置自身的空间，当一切深度性、内在性荡然无存时，它难以为继。这些正暴露了资本主义。9·11事件或许已成为转折：无神论的困境与人们对宗教兴趣的复归形成了反弹效应。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虚无生产出了“两极”：它不仅加速了世俗化，同时也催生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狂热。
再度检视“无神论”
新的信仰如何诞生？
《文化与上帝之死》延续了一种伊格尔顿风格：高冷睥睨的姿态，渊深磅礴的智识，妙语机变的调侃，直切要害的评点。他从不急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退隐文本幕后。只在作品里搭台，让各代无神论者、世俗唯物主义大师们登台呈现，又纷纷反驳他们理论的虚弱与方法的贫困。这种“搭台拆台”、“举证质证”的过程正是全书精彩要命处。当历代大师威信尽被数落，当无神论的世俗重被质疑，你会发现伊格尔顿的自身反讽：他或许只质询了上帝是否死去这一问题，评判了各种上帝“替代物”的失败之处，却也难有自己的救赎见解。
那么，新的信仰、文化、政治结构究竟如何诞生？作者的回答轻描淡写，充满暧昧。“如果宗教信仰从那个为了社会秩序的存在而必须向其供应一系列基本原理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它或许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真实目标是作为所有这些政治学说的批判者”。这完全只是一种方向性猜测，他试图说明原有基于上层精英中心，立足维护秩序、凝聚社会、服务统治的宗教信仰必须翻转过来。“我们生活方式如果要重生为公正且慈悲的社群，那么必然经历彻底的分解”，“这个分解的标志就是与穷人和无权者的团结。”立足底层的批判性、反抗性将成为新型信仰的特质。这种见解难免失于空想无力。
然而，《文化与上帝之死》终究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观念史，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关系史，它对无神论的再检视为理解当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提供了重要启发。伊格尔顿正如站在大师肩上的“瞭望员”，一个让人永远倾慕、发人深省、又不致厌倦的“炫才者”。上帝从未死去，甚至未曾远离。因为我们一直不断创造上帝的各种“复本”。我们需要上帝在“乔装”后的依然在场，它摆脱僵硬冰冷、抽象理性，以情感、想象融入日常话语来影响社会及私人生活。
□俞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