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所谓“刻与印结合考察法”，对古典文献学以外的文史研究者会有帮助吗？
郭立暄：我想它会有助于一般文史研究者提高阅读的辨别力。举个例子。冯家升《辽史初校》和罗继祖《辽史校勘记》都是治《辽史》的必读书。有学者提出，罗书中列出的南监本异文比冯书多，我核对印本后发现，罗氏依据的南监本是一部递修后印本。他列出的错字，有不少仅见于这个递修后印本，初印本并不误。而冯氏所据为初印本，没有这些异文。校书当然要以初印本为据，因此，罗校之多，仅就这一部分而言，不但不是它的优点，反而是缺点了。这个例子看起来似乎只涉及一般的文史问题，与版本无关，但不了解印本之间的差异，就看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东方早报：那在你看来，“刻与印结合考察法”为何还践行不足？有何障碍吗？
郭立暄：一是条件问题。要做这样的研究，最好是能够一次性集齐不同印次的印本，并几而观。而在以前，清代藏书多为私人占有，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二是认识问题。过去我们也没想到印本之间差异会这么大，由此带来的文本渊源“纠纷”会那么普遍。现在我们才知道，古籍印本原来这么复杂，以至于一些前辈知名学者也因此而踩了雷。
我认为古籍版本研究不能靠“小聪明”，现实的多样性远远超乎想象，最重要的是“走出去”、“亲自看”。
东方早报：但是曾有文科大学生反映他们不容易接触到那么多古籍。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郭立暄：其实，古籍版本研究和底层自古以来就“有距离”，现在也不是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但如今图书馆古籍是对普通人开放的，只要说明理由，还是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是如何深刻地、无处不在地影响古籍的文本。要想准确解读这些文本，也必须回到对印刷实物的考察中去。现在的读者的阅读大多很依赖标点整理本，不愿意去看古籍原本，因而丧失了很多发现问题的机会与乐趣，这是很可惜的。
东方早报：你认为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发展版本学这门学科？
郭立暄：中国版本鉴定的基本知识、方法与审美理念，在清代乾、嘉时期已大致形成，不过，当时藏书多为私人占有，这些知识主要在社会精英阶层积累和传播。至二十世纪，藏书主体从私藏转为公有，逐渐面向公众开放，客观上要求版本学完成一次转型，即从传统的赏玩之学转向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要求做更为科学、严谨、系统、适合学术推广、大众普及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这不但是古书版本一家的任务，也是书画、碑帖、金石等传统赏鉴门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集中推出了一批版本学著作，就是试图完成这种转型。这些著作各有特点，不过也有批评的声音，比如黄永年先生就表达过一层意思，大意是说，其中有个别书还未摆脱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束缚，看多了，不免让人有陈陈相因之感。黄永年先生自己写过一本《古籍版本学》，颇多新义，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也未在整体上超越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水平。这当然是对前辈的苛求，但也说明，要完成这种转折是很不容易的。
从目前来说，中国版本学要有所发展，一要在个案研究上有所突破，积累新鲜的实例；二要在论述线索上进行尝试，避免人云亦云的雷同表述。“刻与印结合考察法”在业界被运用和推广，至少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事实上，在本书出版之前，国内一些优秀的研究者已在实践这一方法。正所谓“众擎易举，独力难支”，相信这样做的人多了，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书写样貌一定会发生显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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