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宫戏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关键人物？
赵珩：说起成本大戏，必须提到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叫张照，是华亭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曾经管过苗务边政，也就是云南苗族的事务，因为处事不力，差点给杀了头。得到赦免以后，他先做了南书房行走，后来又当了刑部尚书。张照一生重要的不在政治经历，而是其他方面的成就。他是个藏书家，文物鉴赏的水平也很高，曾经协助梁诗正编纂《石渠宝笈》。他自己工书擅画，学赵孟頫、董其昌，都见功力。除这些以外，他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编戏，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戏，有两个成本大戏都是他主持编写的。一是《劝善金科》，一是《昇平宝筏》。后来有人评论张照，说他是中国连续剧的鼻祖，我想这话并不为过。
当时演戏是什么形式？
赵珩：当时的戏，跟现在的京剧完全是两回事。现在认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徽班进京以后是京剧形成的年代，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那个时候没有“京剧”这个词，这个词发源于光绪时代的上海，上海人将北京皮黄戏班的戏叫“京班戏”，由此才有“京剧”、“京戏”之名。那么，此前“京剧”叫什么呢？就叫“皮黄”。徽班进京以后演的还是徽调、汉调这些戏，高腔、秦腔和梆子也都在，真正的皮黄还没有形成，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才逐渐出现今天的京戏。
我前面说的月令承应戏或是连台本戏，实际上是以昆腔、弋阳腔或京高腔来演出的，以昆腔为主，道咸以后，皮黄才成为主流。
那么，清宫的节令戏与民间有什么不同？
赵珩：民间也演一些连台本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民间的班社——咱们今天叫剧团——要维持生活，讲究市场效应。连台本戏那样长，不可能都是精华，全演下来没人看，班社主要是从中截取些精华来演。班社本身也有自己的“本戏”，或者某些名演员的本工戏。所以，民间班社不会像宫廷一样演月令承应戏，但他们也有节令戏，或者说是“时令戏”，也叫做“时令应景戏”。
说实话，时令应景戏的剧情不那么吸引人，不会成为班社营业性演出的主要部分，每年不过演出一两天。宫廷演出的节令戏，皇帝也不一定每场都看，他也会找好看的部分来看，老百姓就更是如此。班社的演出必须卖座，得有观众，才能挣钱，所以很多戏都是经过挑选的，但也是每个节令有每个节令的戏。
正月初一过大年的时候，演的应该都是吉利、热闹的戏吧？
赵珩：正月初一要演吉祥戏。这些戏的内容并不见得有多喜庆，但是比较火爆、热闹。这里有个大的忌讳：凡是悲戚、愁苦、凶杀的戏，过年是不许演的，而武戏则不受影响。清末民国的时候，每逢过年，《青石山》《英雄会》《铁公鸡》这些武生戏就会上演。其他行当的呢，老生戏有《朱砂痣》《满床笏》，还有《御碑亭》——这出戏过年的时候名字就改了，叫《金榜乐大团圆》，图个吉利。旦角戏有《彩楼记》，也就是《彩楼配》，演王宝钏把彩球扔给薛平贵这一折。有《百花亭》，也就是后来的《贵妃醉酒》，有《凤还巢》《马上缘》，这都是挺好的戏。另外，还有一些热闹的戏，像《鸿鸾禧》，这出戏平常叫《豆汁记》，也叫《金玉奴》，过年时候戏名就改叫《鸿鸾禧》了。还有《玉堂春》，结尾是大团圆，比较热闹、火炽。这出戏过年演的时候有过年的规矩，大家都知道，三堂会审时王金龙穿红袍，刘秉义穿红袍，潘必正穿蓝袍，所以这两个陪审官也俗称红袍、蓝袍。到了过年的时候，潘必正也改穿红袍，上面坐的王金龙、刘秉义是红袍，潘必正也改穿红袍，下面跪的苏三是红色的罪衣、罪裙，满眼全是红的，显得特别喜庆。所以《玉堂春》过年的这种演出形式叫“满堂红”。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春恢复上演《玉堂春》还是遵循旧时遗制，潘必正出来时也穿红袍，底下有些年轻人问：“这是不是穿错了？应该是红袍、蓝袍呀？”其实他们不懂，这是按旧戏路在演呢。清宫里面也演一些猴戏，比如《安天会》，是《昇平宝筏》里头的一折，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所以，到了过年的时候，宫廷也和市井一样，也会掐头去尾地演出成本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