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渐露，新政甫定，一个融合和适应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新政权的风格亦与旧制完全不同。在此环境中，张泰荣所主持的奉化孤儿院在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套运作模式逐渐出现缺口，困境频现。
首先，资金和粮食来源出现问题。孤儿院在募捐和银行存款之外，基本依靠田地，以获得租金及租谷。孤儿院经营近二十年，不动产数量颇大，“计慈溪田106.996，本县出租田733.5855、山十亩、屋平三间半、楼二间，自种田73.406亩、山227亩、地12亩，租入田22亩5分、地1亩3分”（1950年11月7日）。随着新政的出现，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直至田地大部分被收回，孤儿院原有的租金、租谷无从收取，必须另辟蹊径。
其次，对外募捐部分产生障碍。原先主要是奉化籍旅沪商人的资金支持，1949年后部分商人离开上海出国或出境营生，部分商人经营失败破产，钱庄亦大多倒闭，使得孤儿院资金来源缺失大半。幸而张泰荣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甬籍商人胡嘉烈，其公司主体在新加坡，并未受到当下战争的波及，因而尚有足够资金继续支持孤儿院。
再次，新政权肇始未定，政策不明，上下沟通不顺，使得运作不畅。如政府某日开会时通知人们可将孤儿认领回家，但大多数孤儿尚有亲属，无须被陌生人领养，引来解释困扰。又如政府拟借用孤儿院房屋，但未传达清楚究竟是借全部还是部分、是借用还是使用，使得张泰荣不免犹疑孤儿院的存续问题，“不知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间阶段，是否需要此种事业存在，值得考虑耳”（1951年8月15日）。
种种问题，是新旧交替之际所必然会面对的，在一开始的新鲜和欢迎之后，此时的纠结、彷徨无措及焦虑之感，是人需体会的必经之路。这并未击垮张泰荣，而是让他更用心地重新发掘孤儿院的经营方式，以与新政权更好地融合。
既有运营方式出现问题，幸好工业方面尚能努力。建国之初，政府对工业十分重视，亦支持孤儿院人士自主办厂。张泰荣自1951年起便奔走于杭甬沪之间，获得政府办厂许可、筹集办厂资金，最终创办起麻袋工场与精洗工场。土改开始之际，孤儿均可回乡领取分配的土地，大部分孤儿因此归家，孤儿院规模大为缩减。同时，张泰荣亦因时制宜，调整布局，将教育部分移至山区项岙、城内办理麻袋工厂、重新安排教职人员及分配年级。孤儿院不再如昨之冗大，孤儿仍有出路。
政权及政体在历史书写中总是叙述的焦点，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政界要人李宗仁、学界翘楚胡适、职业官僚颜惠庆、工商巨子秦润卿，他们对江山换新颜的感知各有不同，相比乡野村夫，对家国天下的走势自有一番或欣然或忧郁的情怀。就普通人而言，当下的“改正朔、易服色”或许未必那么有冲击力，但或明或暗的改造却如“润物细无声”般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以张泰荣的经历可窥知这一影响至深至远、自上而下地散落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人都能感受并体验之。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严格的归属感，新旧政权交替之中，张泰荣固然曾感叹过去，但迅即调整状态迎接未来。
适应大环境的更迭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张泰荣经历了自欣喜到彷徨，再到振作适应的过程；但也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因为他始终抱持积极的心态去融入新政权。日记中的语言风格变了，阅读世界也大不相同，这些都映射出了张泰荣力图融入新社会的努力。
工作方式亦如是，老一套办法走不通了，及时调整，重新选择侧重点。未来这条路，不停变换着方向，谁能预见每一次的历史转折？与其毫无把握地试图预见未来，不如像张泰荣那样脚踏实地做力所能及之事。
无论周遭如何变幻，埋首干实事，是值得记取与弘扬的人生态度、人生准则与价值观。尽管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不免微渺，但作为一种精神，则具有无尚力量。
昨日的世界在昨夜死去，晨光熹微中埋首做去，总能触及鲜活的种子。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