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细节分野自然是有意义的。正如台湾学者李纪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顾氏凌越于黄宗羲之上，自是汉学家较为普遍之观点”。以是观之，启超对于汉学较乃师为稍近。而早在钱穆，就已经委婉地批评过梁启超把清代汉学开山归于顾氏一人之力,为“失真之论”，并指出顾氏之说符合汉学家的口味,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重，更曾感叹清代学术在乾嘉时期走入顾氏“经学即理学”一途,浙东精神未能彰显于世, 实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参阅陈勇论文：《“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
很有意思的是，在扬顾而抑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其实是章太炎，章氏曾说：“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又说“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逊，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等等（参阅罗检秋先生相关研究）。章氏在谈及黄宗羲时, 认为其“重人民、轻君主”的主张“固无可非议”, 但因其著述中很少阐发被章氏视为头等重要的“历史民族” 思想, 所以未能得到章氏的高评（参阅李帆先生相关研究）。是以我们看到康、章各峙一边，而启超则介于中间，这又恰恰与清末民初学术界基本分野遥遥呼应之。不过章门弟子未必皆从师说，周作人就曾屡次说顾炎武有“赞成思想文字狱，以烧书为唯一的卫道手段”的倾向，并认为顾炎武有“儒教徒气”，“没有什么思想”，文章充满“恶浊空气”，满纸“正统派的态度”，因此他对顾只好“敬而远之”（参阅范桥等编：《周作人文集》（第二集），538-539，555-556页）。
人在海外，手头缺乏中文文献，不过随手记录读书心得而已。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