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遇冷，
中国文化尚未跟上经济快速发展步伐
在国内，读福柯的年轻人并不多，网上也有不少“福柯晦涩难懂”的评价。
而在法国，福柯于1960年代出版的《词与物》及其后来的著作都是热门畅销书。张一兵甚至形容福柯作品受法国文化界欢迎的程度“像我们中国老百姓抢那个马桶盖一样”。
张一兵直言，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知识接受层和法国不一样。
“中国高中生不怎么读哲学。但在法国，像萨特这批最好的哲学家的第一份工作全是高中哲学教师。法国规定，你做哲学研究，第一件事是到中学当哲学老师。所以法国孩子从中学开始就接受很好的哲学、艺术训练。那么福柯的书写到再难懂的地步，法国人也还是可以读懂。”
“就像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是面向公众的，不是局限在大学里，街上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福柯、布尔迪厄、阿隆这批法国思想界大师，他们讲的内容能被法国受众接受，能够得到传播。”
身为哲学系教授，张一兵对于中国当下的“哲学遇冷”深有感触。他向早报记者坦言自己担任南大哲学系主任时，以哲学系为第一志愿的学生数量，曾连续三年为零。
“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大概全世界只有中国的金店中有手指头粗的金项链，这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明显的拜物教表征。实际上，一个人越是没有内在东西，就越需要外在东西来表示富有。就像我们现在追求开豪车，还有富二代开四百万、六百万的车然后随意在路上撞坏它。拜物教在中国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步。”
“在一些欧洲民族几百年现代化的进程里，它们的文化存在和经济过程是一致的。经济水平到一定程度，它的心理、文化、知识、传统也积淀到一定程度。”他告诉早报记者，“我们是用三十年做了人家三个世纪做的事，这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所有的非物性存在状态仍然是旧的和畸形的。”
现在反而是中国哲学
发展的好时代
张一兵还告诉早报记者，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境况并非一直爆冷。“1977、1978、1979年，那时高校文科的最高分都在文学、历史和哲学系，那时南大还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
在他看来，哲学的冷热和时代密切相关。“毛泽东既是哲学家，也是诗人、历史学家，他治理国家时更关心的是人和生产关系。在那个时代里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出来容易进机关，被关注和提拔。”
“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要的社会发展模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是务实的、创造财富的，因此‘工具性’成为人才培养最主要的部分。”这种工具性延续到现在：中学里的高分学生往往优选理工科，即便文科生的最高分也倾向于商学、法学、外语之类的工具性强的专业。“文史哲加上艺术，毕业后都不能直接成为饭碗，就被边缘化了。家长们不能理解，花几万块钱送孩子去哲学系，出来后却不知道干什么。”
“但这只是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阶段。哲学、音乐、艺术，这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达到富足阶段之后，人们才可能去享用和追逐的。”张一兵举例自己有一次去法国，咖啡厅里坐对面的老太太如果听说你是哲学系教授，会马上来兴奋地与你聊天。“为什么呢？她有话题。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人们在一起并不是谈股市追逐时尚。而且家境最好的孩子首先选的是神学、艺术、哲学或者音乐。因为他们不必去忙吃喝，这些学科和人的心灵相关，和我们对存在的生命的理解相关。”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正常的。在大家还在为生计忙碌的时候，你让大家去学哲学，这是很奇怪的事。但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反而是中国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
他说，因为像哲学、艺术这样的学科，如果和权力中心或金钱利益搞在一起就一定是伪科学。“你想，‘文革’的大批判文章，那个哲学是什么哲学啊，它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像今天，越在聚光灯下的，越可能是伪科学。为什么呢？它在某种利益的关联中，怎么可能真正去说真话？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哲学的学科个性像冬天的腊梅，在严冬中才会开放。“当真正和权力、物质利益脱离关系的时候，哲学这个学科才有它的个性，形而上学这种特质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你成天满脑袋想的是钱和权，你不可能真的进入到哲学的思考中。”
令张一兵欣慰的是，学校里真心喜欢哲学的人现在又一点点进来了。“我觉得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足，一个历史时段后哲学会回归民众的精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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