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陶渊明对东晋末年桓玄、刘裕前仆后继篡晋自立的负面态度，而是想说：对于政治史上的大事件，一个人的反应可以是政治的，然亦或许可以不是纯然政治的，而同时可以是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的。
之所以有如此理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陶渊明对桓玄和刘裕的不同态度。相比较与桓玄的关系，陶渊明对刘裕观感应属不佳，其第三次出仕为时很短，至久不过一年，而其诗中对刘裕，素不以之为是。就看陶渊明回顾东晋灭亡的诗歌，《述酒》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但据袁行霈先生的辩说，所责难的对象也主要在刘裕而不及桓玄。至于在行动上，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依然与当时的仕途中人保持一定的联系与来往，袁行霈先生排比对照之下，以为较为令人瞩目的几位之中，陶渊明的“态度颇不相同。陶引为知己的是颜延之和殷晋安，可以接近的是王弘，反感拒斥的是檀道济”，其中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刘裕的关系存在疏远亲近之别：远刘者，渊明与之近；近刘者，渊明与之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窥见诗人对刘裕的恶感。
除了直接涉及政治现实、世代变局的方面，从前边谈到的陶渊明与桓玄的家世和信仰的联系，反观诗人与刘裕的话，他们之间的隔膜，可想而知是甚为显著的：刘裕没有任何门阀社会的家族背景，其崛起完全出自武力及功业，在世族意识上，陶渊明近桓玄而远刘裕是无疑的；在信仰和思想方面，刘裕出身行伍，不存在任何深刻的教养、传统和认同，不提桓玄，就说在桓玄之后与刘裕竞争的主要对手刘毅，当时人对比二刘，一般都认为刘裕武功强而刘毅文雅胜。看着如此一位枭雄的渐行坐大，陶渊明想必渐难接受。诗人的拒斥态度，应该也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基于勋旧家族的政治态度，二是虽实出身单微衰落之家族而往往自负高标的文化立场。晋宋之际的变局，即就篡晋者言，从世家桓玄到低级士人刘裕，是一整个时代转型的体现。陶渊明作为东晋勋臣的后裔，所受的教育和早年的实践，都是要入世有所作为的；而他与类似阶级的桓玄关系被迫中断，与刘裕则不能投缘，在这两位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之间，有世族和低等士人的不同，诗人身当此历史转型的关头，对新的历史动向是不合契的：陶渊明对世族至低等士人之转变自是不奈；而以其勋旧家世，对于篡晋的趋向亦难随附，构成双重的不合时宜。由此，进而言之，陶渊明最后终于退出官场，固有家族地位实际不高故而不致显达及对乱世的厌倦，而眼见刘裕日渐强大，不奈世间阶级与风习的转趋，也是观察陶渊明退隐田园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大的历史背景。
退隐田园，是诗人做出的人生最大的决断。此后，陶渊明对于自己的归隐田园的种种自我诠释，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从自然本性来立说的，发挥的是庄子和玄学的观念，高远而超然，这固然是其学问和思想有以致之；但有如上所述的生活轨迹为背景，这些理念的说明和诠释，实在也是现实中挫败的人生经验的转化与提升。陶的自我转化和提升，塑造了他在当时的现实和此后的历史上的自我形象，是他藉文字而实现了自我的完成。
不过，陶渊明这样转化和提升的自我论说，多少有些类似嵇康，后者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发挥他依循自然本性乃得自由的玄学观念，描绘了放达不羁的名士形象，而其真实的背景却是曹魏与司马氏之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嵇康此文的真意是拒绝司马氏集团的招纳。相应地，我们也不能完全听从、认同陶渊明的自我表述，透视他遵从个性、归返田园的话语，窥见诗人所经历的惨淡的世相，再一次体认：没有人能免于他所属时代的重累。
录入编辑：任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