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书记
詹姆士·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6年1月）是一部独特的、具有鲜明异质性的学术著作，其核心论点充满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尖锐的颠覆性。斯科特在“前言”中说，该书论点简单、有启发性而且容易引起争论，这是实话。作者通过研究东南亚高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权力总是集中在谷地统治人口、征收赋税，而山民则是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奴役；传统观点认为他们是落后和野蛮的，而他却认为他们的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以及口头传承文化都是精心设计的，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逃避国家体制的统治，也防止在自己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传统观点认为山民是国家臣民的前身，他则认为他们是国家压迫的产物，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传统观点认为国家与文明不可分割，而他则指出在国家统治体制之外，同样存在着文明的生活方式。其中最具启发性的是，他以一种新的区域研究方式看待文明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以一种新的国家-文明观看待区域的历史研究，总之是在历史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的互动中打破了关于国家与社会史的线性进化图式，颠覆了某些曾经流行的国家-区域、文明-政治关系理论。斯科特把无政府主义作为这片区域碎片化、非国家化的历史的首要特征，符合理论和历史的逻辑，逃避国家权力的“赞米亚”与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同类人。
该书引起争议是必然的。比如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与山民逃避国家赋税的生存选择联系在起来，但是即使在“走向无政府主义者的东南亚大陆历史”这一小节（39—43页）中，也没有正面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比如，过分强调政治考量因素对选择种植谷物与种植玉米、块根作物的影响，显然是忽视了选择种植作物的基本生态条件。但是即便在这个争议性议题上，读者仍然可以受到某种启发：我们不是也曾经有过被强迫挖掉山上的块根作物而开梯田、种水稻的经历吗？抛开所有这些具体争议不说，如果把该书置于东南亚史研究的学术前沿来看，其影响和意义既是巨大的，但也是属于另类的。虽然斯科特这部著作常被认为是与维克多·李伯曼的《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以及安东尼·瑞德的《贸易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年》并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东南亚整体历史研究的四项重大成果，但是他所极力运用的“赞米亚”（Zomia，意为“遥远山地的人民”，包括地理和族群的意义）这个最早出现于2001年的区域概念至今似乎并没有被东南亚史学界普遍接受，而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述则更加难以成为被共同关注的议题。
在我看来，虽然斯科特调侃说，通过写这部书，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差不多成为历史学家，而且书中也的确运用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和史学界研究成果，但是其观点和论述方式恐怕更多还是属于人类学与政治学的路径。正是在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视角中，赞米亚的居民才成为了逃避者、逃亡者和被放逐者，才会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为一体；而且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中，斯科特从底层政治、弱者的武器、农民的统治与反抗和国家的视角等研究走近了赞米亚高地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斯科特在山地上标举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属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放在他所论述的赞米亚历史语境中也是合理的。大卫·格雷伯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需要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类学”；“长久以来，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却有奇怪而又相当显著的密切关系。”（《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第2、14页，许煜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7月），很显然，在斯科特看来历史学中也存在这样的理由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