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在兹念兹的是国家与非国家视角中的历史与抗争，以及政治权力空间与地理空间的紧密联系及其与国家形成的关系。在他看来谈国家的历史离不开非国家的历史，谈国家权力离不开逃避权力和反权力；不理解逃避者的历史也就无法理解国家的形成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逃避者必然成为他眼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在地理空间方面，山地被赋予了经验的和理论化的人类学与政治学意义。他认为：“山区成为包括游击队在内的逃避国家人群的庇护所，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话题。我发展了‘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这为理解前现代社会中国家形成的政治空间和困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前言）“地形阻力”这个概念，让我想到当年的知青生活。我插队下乡的生产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作“蜈蚣砻”，与流溪河边平地的生产队相隔只有十来里地，但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力度上已有不少区别。山地里的零散坑洼处多有农民偷偷种菜的“自留地”；山上也常见以枯枝树叶遮盖的被偷偷砍伐的树干，以作建房子的木料；公社干部下来检查工作的机会也比河边生产队要少些。对插队知青的管控程度也有不同，比如农闲时节我们被抽调去公社水利工地的机会也少些。当然，代价是出入交通不便、生产队分配的口粮比他们要少。总之，“上山”与“下乡”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无差别的概念。当然，我们这种所谓的“地理阻力”不是斯科特所讲的那种性质，仅具有最微小意义上的相似性。斯科特的“地理阻力”是一个空间政治的概念：抵制国家政治的统合，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国家；抵制从属于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文化改造；崇尚社会群体生活的独特性、多元性和可替代性。同时，在斯科特眼中它还是一个全球史的概念，除了东南亚以外还大量引述了欧洲、北非、北美和南美等区域的资料，横向比较了世界各地的“避难山地”与逃避者的历史。
最重要的是，斯科特以政治学的目光从赞米亚看到我们的今天与未来处境。虽然他极力去除对山地文明和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污名化，但是他也承认，他试图描述和理解的那个世界正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我们未来的自由依赖于驯化利维坦式国家，而非逃避它……”他引用约翰·邓恩的话说，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们的安全和繁荣如此悲惨地维系在统治他们的那些人的技能和良好意愿上”。“他还补充说，我们所有的唯一且脆弱的驯化工具就是来自希腊的另外一个北大西洋模块：代议制民主。”（404页）那么，选择地形、主动逃离、恢复野性、酷爱自由——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描述是否还能给我们的生命和未来注入新的活力呢？
录入编辑：张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