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不到两三年就重演了：在侯孝贤反映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里，台湾群众便是靠口音来判断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
这些处于历史当中的人物，梁朝伟扮演的哑巴险些被当作外省人暴打，杨渡的三叔公则靠着机敏，脱下外衣，趁乱跑掉了。无论是语言还是穿着，都很可能成为族群冲突时的身份标识，无形中也是攻击武器。历史又何其相似。在美国作家朱诺·迪亚兹的短篇小说集《太阳·月亮·星星》中便提到多米尼加的独裁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此公在任的1937年曾爆发了“欧芹大屠杀”，他对境内的海地人实行大屠杀，“只要看到肤色较深的人便全部拦下，拿出欧芹要对方用西班牙文发音”，而海地人是讲法语的。
《适斋小品》（戴明贤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适斋戴明贤先生擅书法，精篆刻，也是一位作家。多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关于他出生地的个人史，但他的祖籍是在四川，他这本小品集里面写风土的一些文章，如谈刺梨等，很让我这个四川人感到亲切。这组短文很有知堂风味。他的有些谈读书的短文，也是平淡中有所寓意，比如谈法国列那尔的童书《胡萝卜须》，“一读永不能淡忘”，“但我忘不了胡萝卜须，想起就难过，甚至有负罪感，好像虐待他的人当中有我”（119页）。
又如《砍倒了树木的地方使人悲伤》，谈及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彭斯和二十世纪英格兰诗人霍斯曼的诗集，袁水拍译，抗战版本，戴先生“更喜欢霍斯曼的诗”，令我有知音之感：自从读过周煦良翻译的《西罗普郡少年》之后，便忘不了A.E.霍斯曼的诗歌。
又如他读契诃夫、高尔基，对高钦佩之极：“以他少年时的生存状态，他有三倍的理由成为流氓和恶棍，但他却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168页）
我曾经约戴先生写过读书的经历。他读的书是和经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文革”中他被下放到乌蒙大山里当教员（即“乌蒙磅礴走泥丸”那里），很多书便是在大山里读的。1973年回到贵阳时，因为林彪摔死后政治形势进入新阶段，民间却得以松一口气，他便开始与贵阳的老前辈恢复交往，躲在小楼里，读书、抄书、摹刻印章。“一些朋友问起这段贬谪经历，语多同情，我说因祸得福，他们总不太相信。其实倒是我暗暗同情他们把许多岁月消耗在混世魔王们的股掌之中，日子过得一刻不舒心。”（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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