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雅尔”是十六世纪伊凡大帝时代的贵族阶层，是伊凡大帝实现其国家主义梦想的绊脚石。“当俄罗斯帝国以其他私有财产社会无法比拟的速度在亚洲迅速扩张之时，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独裁统治依然是其政治上的模板。”（132页）
关于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作者在“注释”中认为肯尼斯·波梅兰兹在其著作（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2000）中忽视了最有可能的解释——中国土地所有制的特性（395页）。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的《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第六期）是对这种“特性”论述得最为清晰和深刻的论文。
周先生指出，集体化经济（collectivizational economy）绝不是农村社区内农户之间基于私人产权的合作关系，就其实质来说，它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其与全民所有制的真正区别，在于国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并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的财务责任。因此，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的控制和干预，更易为“浪漫主义”所支配。
周先生指出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且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有效的私产权利可以在原公有制的体系中逐步生成”。
林克雷特注意到在斯大林强制实现集体农庄之后，“那个时代的典型海报描绘体格强壮的金发少年或少女驾驶拖拉机穿过延伸至地平线的麦田，展示了苏联的新面貌”（304页）。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几件作品直接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变迁的形象缩影。在古元创作的版画《烧毁地契》（1947年）中，烧毁旧的地契文书被书写为一场农民革命胜利的庆功场面；1951年，由全国美协上海分会组织创作和主编的《土改素描集》的封面画就颇有意味：经历了土改之后的农民在田里插上新的地界木牌，旁边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使土地与国家威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更有鲜明的象征性意义的是刘子久创作的新年画《领地契》（约1951年），画面中的老农在领取了新地契后回家再捧在手里认真展读，一家人也围拢过来，这农家院子里充满美好生活的气氛。马乐群、黄振亮合作于1955年的宣传画《家家户户踊跃入社，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描绘了农民高兴地交出土地证的情景。这幅宣传画与土改完成后描绘农民领到新土地证的喜悦景象正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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