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字打哪来的“上七刀”？“分”字又怎么会“下八刀”？这个多见于文字学著作引录的拆合字下联的常见版本是“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丁先生说：学习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可以读《章氏丛书·菿汉微言》“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283页）
1914年起，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钱粮胡同，任司法部佥事的弟子吴承仕时来探视，两年间笔述其师论学语一百六十七则，是即《菿汉微言》，全书所涉广泛，间及小学，唯无《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该篇乃章氏亲撰论文，见录于《国故论衡》上卷。
《章氏丛书·检论》中的《訄书》有清儒一篇要看。（284页）
章氏初作《訄书》刊行，不久即为重订，十年之后“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也就是说《检论》是由《訄书》修订更名而成的，所以“《检论》中的《訄书》”云云当然是荒谬的。《清儒》载《訄书》重订本及《检论》。
《章氏丛书·检论》中的《方言》有《正明杂议》，这是一篇正式讲语言理论的，可惜以前提及的人很少。（284页）
《訄书》初刻本第二十二篇《订文》附有《正名略例》；重订本第二十四篇是新增的《方言》，第二十五篇为《订文》，附文改题《正名杂义》；《检论》卷五收入《方言》《订文》，《订文》下的附文标题不变。故侯文的记载有三误：一、《正名杂议》是《订文》而不是《方言》的附文；二、是“杂义”而不是“杂议”；三、是“正名”而不是“正明”——这是袭用孔子的“正名”说而来的。
讲《春秋》不能以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为依据，顾炎武的《日知录》尚不明此点（指古文《尚书》是伪书），阎若璩时才知道，那是时代的关系。（285页）
讲《春秋》恐怕只能以三传尤其是《左传》为依据，不仅不能以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为依据，大概也不能以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为依据——丁先生说的应该是“讲《尚书》”而不是“讲《春秋》”吧？
多位学者都众口一词地提到了丁先生的严谨认真。如李荣先生说他“一生谨慎”，虽然博闻强记，但“写作时总要查对原始资料”，“下笔不苟，反复推敲，写一遍，改一遍，再抄一遍”。杨伯峻先生说“他的论文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无懈可击的”。张惠英先生《回忆丁先生的教导》还特别忆及：
一九七八年《中国语文》复刊，第一期就有杨伯峻先生的文章，先生一看校对有误，连忙把侯精一和我叫去，非常严肃地批评我们工作马虎，我们一边觉得很害怕，一边庆幸有这样的严师在旁管教。先生后来说到，要出他的论文集时，首先要做好校对。
丁先生说的是他的论文集，不是他的纪念文集，但侯先生的回忆文章记的是他的教导，却如此的“马虎”，不免令人遗憾。除了极个别处存疑，文中多数让丁先生变得信口开河甚或昏聩糊涂的例子，应该都是出于作者误记。不料这样一篇硬伤累累的文字先是刊发于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业期刊《方言》2009年第二期，随即收入本书，作者附注声明：
文中提及丁先生讲的一些话，系根据当时或事后本人随手写的笔记，成文时未能全部查对，有失误处，皆为笔者不慎所致。
而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的编后记称：“对于来稿，我们一般都是尊重原文（包括个人特别用字），不加改动，只作必要的文字加工。”但侯文引丁先生语，称较之章太炎的“转注假借说”，“张政烺的六书说更有道理，张文见于《史语集刊》第十卷（指张正烺《六书古义》）”——在上下行一作“张政烺”，一作“张正烺”，这样的原文也需要“尊重”而“不加改动”吗？（无独有偶，书中并行不悖的还有“董作宾”与“董作斌”。）俞樾的名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一再被误为《群经评议》《诸子评议》，语言研究所编辑组的同仁也都看不出来吗？说丁先生还建议“《三国志·晋书》应该看”——在“三国志”与“晋书”之间居然打上了中圆点，把《晋书》当作了《三国志》的一部分。这么多从相对高级到实在低级的问题，又是怎么在堂堂商务印书馆通过初审、二审乃至三审的呢？
把如此严谨的丁先生的纪念文字写得如此粗枝大叶，把如此认真的丁先生的纪念文集印得如此漫不经心——作者与出版者实在有点儿对不住丁先生，对不住读者，也对不住自己的声誉。 ■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