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贝罗对委拉兹开斯的评论也很有意思，他在《布雷达的投降》这幅杰出作品前感到“很难对委拉兹开斯品头论足，他的才能令我的辞藻黯然失色”。但是他马上想到了收藏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委拉兹开斯为胡安·德·帕雷哈所作的画像，他说1650年一位观者在罗马万神庙见到这幅作品时发出了“瞧！这就是生活！”的赞叹，这是很有历史感和艺术本质性质的联想。但是，他对于委拉兹开斯在晚期向国王效忠的原因感到“着实令人费解”（144页）。其实，早有研究者指出，委拉兹开斯之所以愿意为宫廷服务，原因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国王的创作委任，使他既无需与同行竞争，也不必为了讨好委托人而绘制时髦的题材。但是，蒙特贝罗指出正是由于委拉兹开斯作为国王的顾问而成就了普拉多美术馆，这是很有意义的论题，盖福特接着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委拉兹开斯所做的已超出他作为艺术家的本分，他花了大量精力为西班牙皇室收藏添光增彩，并把这些藏品安放在国王的宫殿里，因此他成为博物馆馆长的先驱。”（144页）
艺术博物馆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收藏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在谈到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柬埔寨艺术品的时候，蒙特贝罗承认“对殖民时期柬埔寨的劫掠成就了这批藏品”，但是他马上指出：“有些荒谬的是，柬埔寨文明正是因此才开始正式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如今，我们沉溺于过往的罪行无法自拔，可也别忘了学术和学科领域却因此大受裨益。尽管今天它们被视为最有价值的传家宝，用于索赔时又被判定为国家‘财产’，而曾几何时它们在自己的祖国却无人能识，或者至少无足轻重。”（206页）不能否认这是很多被掠夺文物的真实情况，但是他说如今“我们沉溺于过往的罪行无法自拔”则显然夸大了“我们”在道德上的内疚感，而所谓的“过往”也似乎与现代无关，但事实上在博物馆的现代收藏史上仍然存在许多道德上的耻辱。如盖蒂博物馆就购买了许多来源不明文物而被人讥讽为“盗墓贼的博物馆”；而大都会博物馆也曾发生过因为涉嫌购买来历有问题的藏品而引起司法诉讼。世界上有这类问题的博物馆当然还有更多，比购买盗墓贼的东西更无耻的是以没收充公等方式从私人手里掠夺文物，这种历史似乎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研究兴趣。光荣与耻辱，这是西方博物馆发展史上无法分离的两极。除此以外，在艺术博物馆展出的部落艺术品也产生了深刻的文化矛盾，原住民部落的文化传统禁止把神圣品随意展示于人前，但是博物馆的精神原则与此正是相反。如何面对原住民提出的部落艺术品所有权和文化禁忌，仍然是源自西方的现代博物馆体制必须在道德上和文化上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问题。
回到前述柬埔寨文物，蒙特贝罗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文化反思性质的关键问题；虽然其中有些提问本身也反映出为西方行为开脱责任的意味，仍然很值得我们思考：“在一场并不客观的辩论中，人们总会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一场浩劫之后文明是衰落了，还是消失了？比如上述提到的吴哥窟。一个举如此多能工巧匠之力、耗时如此之长创造出的如此庞大的不朽之作，高棉人何以这样漠视，这么快就遗忘了？创造出吴哥的文明属于人民？还仅仅为统治者，僧侣，抑或政府所有？是什么让法国人对柬埔寨的‘遗产’如此上心，关心程度甚至超过柬埔寨本国人？至少开始的时候如此。西方人和本国人评判庙宇和神像，各自持怎样的标准？现今的柬埔寨学者和博物馆馆长在研究与自己历史相近的印度佛教形象和建筑时，是仅仅沿用西方学者的方法，还是开发了新的评价体系和方法？”（206页）近代以来曾遭遇西方人以种种方式掠取珍贵历史文物的民族和地区，在其艺术博物馆的相关展示中，这些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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