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也是巴金对潘耀明询问的作答，上书：“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1941年10月新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售。初版名《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1929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分上下二册。”
事实上巴金那个时候已患有帕金森症，他不断跟人家说自己的字写得越来越小，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患病。然而这封信的笔迹与前面一封已不一样了。
潘耀明称，巴金在三联书店出《随想录》时是不要稿费的，一直说将稿费变成书。实际是因为译文出版社的稿酬太低了，所以会回这样的话：“稿费单签字后寄还，请查收，并请早日将样书寄下。际炯兄处精平各留二十册就够了。我现在需要《随想录》（再版本）五册，请直接寄来，书款请际炯兄代付吧。”
巴金在这封信里说：“在本书第七、第八两篇《回忆》中，我讲过肖珊的好友王同志的一些情况，还摘录了她一位女同学的来信，说：‘她已成了个活着的死人……’据说从一九七五年起她就‘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说话，脸部肌肉不能动，全身瘫痪，最后只剩下食道功能还正常，喂食能喂下，消化……’她就这样地活了五年多。不用说她的生活对她自己，对她的亲友都是莫大的苦刑。我不止一次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苦刑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回答终于来了。我那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她已于二月二十一日离开人间。他到八宝山参加了她的追悼会，还代表我在死者的灵前献了花圈。这就是我对这位善良而刚强的女人所能表示的一点敬意了。今天重读我去年中写成的那几段文字，我仿佛又在做梦。屠格涅夫的小说《活尸首》中的一句话忽然来到我的心头：‘死神终于来叫她了。’我这时的感情十分复杂。我难过，我悲痛，但是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再说‘祝她安好’，也不说‘愿她安息’。因为她已经得到安息了。”
这里讲到的好友，其实就是萧乾的第一个太太王树藏，巴金在回忆录里面提了一下，称这是一段很惨痛的经历。
“（一）七十一和七十二两篇是按照发表的视角（不是写作的视角）排列的，不必改动了，还是照原来的顺序吧。（二）《鹰的歌》标题下的注文内您要加上几个字，我同意。”
这里巴金提到的是两篇被删文章的情况，潘耀明回忆称：“巴金的《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和上海的一个杂志是同时刊登的，后来巴金写了纪念鲁迅的文章，里面提到牛棚，跟‘牛’有关系的编辑都删掉了，巴金就很生气。后来我们帮他整理《随想录》时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信让我要留个空白以示抗议。我当时跟他商量，能不能存目（注：指文章只保留了目录，没有实际的文章）。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当时没有上报，后来我们的上司来找我，我跟他解释称如果我上报他就会左右为难，如果我不上报的话他就可以把责任推给我。”
关于存目，大概在当代作家里面能够享受这样的也不是太多，因为对于很多出版社来讲，如果文章要删就该彻底删掉，目录都不让留。巴金的《随想录》曾两次经受过这样的待遇，一次是香港版《随想录》的《鹰的歌》，还有一个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讲真话的书》中“文革”博物馆的那一篇。
在这封信最后，巴金写道：“我的身体还是不好，字越写越小，就说明毛病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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