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之后，第三章的题目是“我们”。有各种性质的“我们”，一直以来在媒体和所有公共领域中的“我们”取代了我们，在宣传话语中的“我们”是虚空的。因此娜杰日达认为曼德施塔姆是幸运的，“因为他一生中曾有过片刻，他找到了一些可以与之共称为‘我们’的人。他在《谈论但丁》中写到，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探索的人、共同发现者’拥有的短暂共性，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因为这帮助他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26页）。但是，这样的“我们”也并非是单纯的、不变的，对“我们”的自我审视与批判也是必需的。“我们，我和曼德施塔姆所属的这一代人，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大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历史的时代，但我们并没有为所发生的一切担负任何责任。我们把时代和自己的所有罪行都归结为命中注定的历史进程。”这显然有问题，但是“我并不想指责曼德施塔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中间有些人为了自己与官方教条的对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我周围我没发现有这样的人。即使有的话，他们比水还静，比草还低，没人看得见他们”（26页）。比这种代价和寂静更为严重的状况是“我们”中间出现的复杂性。“‘我们’或许为数不多，或许是偶然的组合，可是任何一种对‘我们’的人为分隔都会引起最严重的后果。我们看见一些人落入牢笼后信口诽谤自己的亲人、朋友以及不久前的盟友和战友，还有一些人虽未失去自由，却和父母、丈夫、兄弟姐妹脱离了关系……我们总是说，不管哪种人，他们的行为一定是迫于压力，可我相信，并非一切行为都可以用这种该诅咒的压力作为借口”。她举了两个女孩的例子，试图说明在压力所迫之外，还有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以及社会舆论等因素（29页）。那么，关于“我们”，一方面“在我们这片天空下，家庭、友谊、同盟，由‘我们’一词联系起来的一切，都在我们眼前瓦解了，不复存在”。而另一方面，“真正的‘我们’不可动摇、无需质疑，并且始终不渝。它坚不可摧，无法被瓦解、被破坏。即使用这个词语称谓自己的人已经长眠于坟墓，‘我们’依然不可侵犯，完好无损”（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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