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城市，山明水秀，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开发，仍带边疆作风，充满活力和自信。现在很难想象：五十年前美国校园外国学生那么少，华盛顿大学安排了个特别家庭招待我们。接我飞机的是瑞典裔的卜尔葛特（Burgett）夫妇，先生是中学教师，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两人是同在一个农村里长大的青梅竹马，本着近乎天真的好奇、理想与热忱，志愿招待我这个外国学生。他们有三男三女，住的房子有花园有网球场，拥有两部二手车，生活虽甚节俭，却可展现五六十年代美国黄金时代中产阶级的富裕。
我在卜尔葛特家歇了数天，便赶忙到学校附近找地方住，最便宜的是在别人家里租一间睡房。我为省钱，和另一位女生合租了个地下室卧房，接着匆匆赶到东亚系找严倚云教授。
严倚云是严复的孙女，在华大主持汉语教学；因小时跌下楼梯伤了脊椎骨，背有点驼，却乐观开朗，声音娇嫩得像个小孩。我申请美国大学时，恰巧她到台湾一趟，我干爹张起钧请她吃饭，介绍我认识她，并怂恿我申请华大中文系，以便获得他在北京大学的“大师姐”照拂。我当时已醒悟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而不是文学，然而申请到的数所大学，得知我想读欧洲历史，都要我从二年级或三年级念起；唯独华大承认我在台湾以及菲律宾几乎所有的学分，让我插入四年级。我当然选择华大，估计储蓄可勉强够我念两年书，先拿到学位再念个与欧洲有关的硕士，未尝不是个折中办法。
严先生说我汉语说得不够水准，没资格做她的助教，但可能有些打字的事可让我做；也许要安慰我吧，她请我跟她回家吃午饭。她在厨房里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噼里啪啦做好四五个菜，把筷子和碗摆好，然后朝着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喊道：“老爷，吃饭了！”楼梯咚咚响，上来的是个头发凌乱，穿白T恤衫和沾满油漆的长裤的中年人，叫谁都不会猜到他是个核能物理博士，而且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公子。
我后来才知道，胡适和高、严两家都很熟，五十年代见两个福州世家子弟在美国都仍单身，坚持严倚云和高书哿通信，成了他们的月下老人。高先生到了西岸没找到适当的工作，那年头西雅图房子很便宜，严先生买了数栋房子收租，让高先生管理。严先生在华大除负责汉语教学外，还当中国同学会的指导教授，同时参与校外各种公益活动，整天有人要接送，有事要接洽，高先生帮她忙，乐此不疲。他平时面容严肃，寡言少语，我开始有点怕他，但不久就发现他很富幽默感，和他与严先生谈话可以毫无拘束，就常往他们家跑。
没想到开学不久，我就不必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了。这事来得有点离奇：我的“美国家长”卜尔葛特夫妇老大老二两个女儿在华大读书，也不住宿舍，而住在Chi Omega会所。美国大学这些姐妹和兄弟会以希腊字母为名，标榜会友志同道合，终生互相扶持；要加入做会友，须经数轮面试方可。此姐妹会全国最大，以培养领导人材为口号，在华大临近盖了一栋可供一百多人住宿的红砖楼。有个周末卜尔葛特太太开车接我到他们家，说老大老二有事要和我商量。她们兴奋地告诉我，该姐妹会本来邀了一位日本女子访问，结果此人不能来，问我愿不愿意代替她，食宿费全免，我自然欣然同意。于是我在该会所住了将近两年，并正式成为会友；因曾受其恩惠，现在每年仍捐钱资助它，虽然我对此类团体至今几乎清一色白人很不满。
姐妹会的成员大多来自中上家庭，穿着时髦，起初令我有点自惭形秽，直到有位会友听说我是修文学的，期中作业要评艾略特的《波特诺伊的情歌》，请教我。这首诗我没全看懂，但很喜欢其中一些意象，便向她解释这些意象什么意思，有什么现代特色。她得了B 回来谢我。看来她们对本国文化也没有较全面的认识，跟风而已！顿然增加了我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