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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山英雄的游离与独在(1)

2016-11-06 12:00:20      参与评论()人

周作人有篇小文章名为《我的负债》,回忆晚清以降在思想、文字上对自己有所感化的人,如章太炎等。以后如有机会写类似的题目,木山英雄先生或可算是我精神上的债主。2008年出版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引领我进入沦陷区研究,至今尚未挣脱这一“泥潭”。如何“还债”呢,只能不断重读而已。

十月中旬受王风教授委托,与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讲学的木山先生做了两次访谈,谈得尽兴,远超出我的预期。访谈主要涉及他早年的思想经历与学术背景,对一些较敏感的问题,木山先生都做了坦诚且生动的回应,尤为让我感动。访谈的形式是我提问,木山先生基本用日语作答,赵京华先生现场翻译,坂元弘子教授和王风教授参与聊天。五人聊着天,喝着山西汾酒,时不时还嚼几张牛街聚宝源的酱牛肉,两个晚上共谈了四个多小时。

木山先生跟我们分享的早期经历,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恐怕对日本学界也有相当的价值。访谈过程中他纠正了国内学界对其著作的一些误读,比如《北京苦住庵记》中所谓“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失败主义”原文为“败北主义”,作为政治学上的术语,是1930年代讨论对日态度问题的一个常用语。在三十年代的战争语境中,所谓“败北主义”是与不抵抗主义、主和论相提并论的,常把敌人的力量看得非常大,把自己的力量看得非常小。

在七十年代写作《北京苦住庵记》时,木山偏重历史梳理,并未试图从中提取带有思想史意义的结论。“败北主义式的抵抗”一语最初出现在2004年《北京苦住庵记》日文增订本《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的后记中,是针对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关系格局,对日本人说的。

木山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败北主义”的反面是“胜利主义”,而“胜利主义”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美国老布什总统发动海湾战争的批评。从反对“胜利主义”的意义上说,木山认为周作人式的“败北主义”或许能对当代日本的政治选择构成某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因此,“败北主义”不宜做扩大化的理解,主要指对战争的态度。木山提出的“败北主义式的抵抗”,与其说是为了拯救抗战中落水的周作人,毋宁说给当下陷入大国政治漩涡的日本开出一剂药方。

读木山的文章,总有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受,或可用“游离与独在”来形容他的写作姿态及在日本学界的位置。所谓“游离与独在”取自俞平伯《杂拌儿》集中的一篇文章《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原本指文学创作过程中心与物的角逐。木山在谈自己的《野草》研究时,曾借用俞平伯这个说法,称“面向不确定的众多公众而文字化的语言之‘游离与独在’才是问题的核心”(《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跋语)。但与木山先生近距离接触后,此种文字中得来的形象又有些崩溃了。用“游离与独在”来概括木山的思想经历与研究立场可能是不完整的,至少需加上一个词:“卷入”,即日语的“巻き込む”。

在木山的近著《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三联书店,2016年)当中,“卷入”的姿态体现得尤为明显。木山英雄、丸山昇这一辈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革命、战争及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长期保持某种亲身的关切,甚至想要主动地卷入其间。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未必对周遭的现实及急剧“风化”的历史记忆有如此自觉的体认,有时会选择逃避而非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