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时无刻不活在禁忌与规范中，就像无处不在的栅栏，把我们圈在自由世界之外。但活得久了，规范与禁忌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少了它们，也就少了许多打破禁忌的乐趣。比如，曾经有一位朋友开车带我在午夜时分进了故宫的某个小门，只觉得角楼上的兽吻在冬夜的月光下格外清冷，我们来去自如，灯火阑珊中，只有几位清洁工人懒懒地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好久之后我才为这事现想了一个段子：当你站在禁忌的缺口前，请作为一名艺术家存在。如果我们不是去望月的，估计已被棍棒赶了出来。所以，在禁忌前面，艺术家比革命家容易存活。
比如在大明朝做一名京官，在宵禁的长安街上通宵饮酒，且又被长官看到了，该当如何？逃之夭夭吧，那简直成了蟊贼了。视而不见吧，于情理律法上都说不通。才子崔子钟就作了一个好示范，喝酒到了五更，眼看离上班时间也不远了，干脆在长安街上踏月而行。走累了，就在距宫门不远处席地而坐。恰好这天首辅大人李东阳先生起早了点，无事可做，也去上朝了。远远看见崔子钟，就喊了声：“那边坐着的是子钟吗？”崔子钟忙起身趋至轿前，拱个揖，问道：“老师您要不也坐会儿？”李东阳说：“好啊。”便脱了朝服，免得弄脏了不好见皇帝，两人就坐地上接着喝了。直到城门上灯火都亮了，上班的人也看陆续要来了，两人才结束这次早餐会（故事本自王世贞《艺苑卮言》）。
科举制度不仅推动了阶层的流动，而且有了座师、门生之称，也使得已形成的等级间还留有把酒言欢的共同场域。蒋介石对这一套还是挺中意的，所以在他的等级系统中，一口一个“校长”称呼的，明显是嫡系。但当人们发现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残余”，并一扫而尽的时候，那些漏夜为老师排队报销发票的学生，为领导陪酒的下属，也就只有发发思古之幽情的份了。
至少清朝以前的科举关系，给予读书人的自尊与自由度，并不是一丁半点，也难怪读书人骄傲得不得了。中了进士，意味着社会地位上的平步青云，即使未能取得功名，也有学术上的退留自守。再不行，还可以做隐者，《射雕英雄传》里的渔、樵、耕、读，描绘得一片诗意，令人神往吧？笔者觉得那是科举社会留下的空隙，“有所不为”的空隙，让一些人能逃出来透透气，而不是抑郁在单一的评价体系内。
但这些骄傲的读书人遇到开国君主，便往往要吃苦头。因为开国之君不但英明，而且果敢。在律法成规之外，他们有一套个人的价值体系，希望规范到所有人。洪武皇帝酷烈，永乐皇帝也不输那雷霆千钧的气势。但还是有那么一些，在森严的城楼前也要望望月的人。
江西吉水人刘子钦是永乐二年进士，他是当年的会试第二名，头年的江西乡试第一名。据《万历野获编》说，解缙本来属意刘子钦，面许他作状元，但刘竟然当仁不让，解缙就觉得他不谦虚不可爱了，反把他放在了二甲。刘子钦于是就有点“悒悒不自得”了，这种不自得，可能就成了下面这个故事的引子。
刘子钦虽说在二甲，但才学名气都在那，还是选入二十八名庶吉士之列，入阁读书，预修《永乐大典》。庶吉士二十八人的数额，有对应二十八星宿之意，其尊崇清华，可想而知。明成祖对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很重视，派人去暗中观察。使者报告观察所见，说是每个人都各有所为，很是用功。唯独有一个刘子钦，喝醉了酒，捋了袖子，头枕在胳膊上，躺地上睡觉。
毕竟与魏晋风流的年代已经隔了太远，明成祖与郗鉴的取向完全不同，众人皆醒我独醉的刘子钦，没得到“东床快婿”级别的激赏，倒得了差不多量级的惩罚。永乐皇帝说：“我的书堂难道是给你睡觉的吗？”即刻命令子钦到工部作吏。吏与官的差别，可比钱锺书先生《围城》里开玩笑说的“讲师好比通房丫头，教授好比夫人”的差别大多了，后者总归有转正的可能，前者却是连可能也没有。况且后者可能有专宠的搅局，而前者却是硬生生的尊卑间的隔板。
